追逐日光 在线阅读 毕马威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尤金·奥凯利连载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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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日光》:第二章坠入无尽深渊(2)

《追逐日光》:第二章坠入无尽深渊(2)
有几人能像我这样幸运？

    不过，尽管首席执行官位高权重，但工作也是极富挑战的，要面对残酷的现实，要应付种种压力，不得片刻喘息。我的工作日程都已经安排到一年半以后了。我总是脚步匆匆，永远都在忙着工作，我牺牲了很多周末，我经常要熬夜干活，我几乎错过了吉娜学校举办的每次活动。保守估计，我每年飞行的里程都在150 000英里以上。在我婚后的前10年，我在毕马威的事业也蒸蒸日上，我很少有时间和康妮一起去度假。之后，我们的休闲时光几乎和需要参加的公司聚会“二和为一”了。记得有一年，当时我们还住在旧金山湾区，可是我们公司最大客户的总部却在纽约，需要我全力以赴，为此我在纽约独住了9个月，只能在周末回西海岸看望家人。到了我在公司的最后10年间，我才能挤出时间和康妮共进午餐。

    不过总共才只有两次。

    从前并不是这样的，我原来也不是这样的。在就读商学院大一的那个暑假，我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实习，不过我知道不愿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投入工作当中。我想得在工作和生活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希望永远都能保持这种平衡。在那个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得到了一家顶级管理咨询公司的工作机会，康妮和我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玛瑞安是康妮领养的女儿，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她，把她当自己女儿来看待，我们三人第一次做出了家庭的重大决定。如果我接受了这份工作，那么家里将过上富足殷实的生活，可代价就是我总得四处奔波，忙到昏天黑地，大部分时间都得远离妻子和孩子。或者我可以继续从事会计业，回到两年前供职的皮特－马威克（Peat Marwick）公司 。如果选择后者，我的收入会相对低一些，兴奋度也会低一些，但是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家人。这样一来，我的生活和工作之间也能变得更加平衡。我一直像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既要会品酒，也懂歌剧，还能博览群书。我热衷于运动，希望自己身体强壮，能够有时间寄情于山水之间。我认为自己是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想要尽量多吸收各种养料。总而言之，我真的没想成为一个首席执行官。

    我最终选择继续担任会计。

    但是在毕马威打拼了25年之后，我坐上了公司的头把交椅。我的生活也随之变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也慢慢打破了；再也难有自由自在的那种舒坦了；都已经忽略了因为工作而错过了经典午夜电影《洛奇恐怖秀》(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而我们从前住在旧金山时，康妮、玛瑞安和我就有时间去看电影消遣；我们家订的戏剧票也经常因为没时间去看而作废；我订购的品酒杂志也无暇阅读，即便能够拾起来匆匆翻上几页，手里往往还在忙着好几件其他的事，我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大忙人”。每当我想要干些自己的事，都会被工作打断。因为工作关系而需要应付的客户多达几千人，从前我只是工作忙闲暇少，现在这种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了。

    在我的话听起来像是在抱怨之前，我想要事先说清楚：只要我能够应对这样一份压力极大的工作，我就会继续做下去；只要我想继续接受这份挑战，我就不愿意躲避责任。尽管我对家人充满了爱，但当我实现了如今的成就之后，我就很难退而求其次找份普通的工作，为的是每天晚上6点钟能赶回家并且能够参加女儿的家长会。达到事业巅峰的人都不是自己走上去的，而是别人硬给推上去的。

    工作忙碌之余，能让我得以放松的就是打高尔夫了。我这一辈子都酷爱高尔夫球，在高尔夫球场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过心情灰暗的时候。我喜欢这项运动所要求的素质：信誉、诚实、精准、思考和耐力，打好高尔夫球也需要有良好的体能做支撑。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天赋是自己最引以为豪的话，在我看来，他根本不懂这项运动的真谛。因为首席执行官的光环，有一次自己有幸和PGA锦标赛名宿雷蒙德•佛洛德(Raymond Floyd)交了一次手。他跟我说，对于高球名将而言，做好充分的体能准备来赢得巡回赛是相对容易的，真正富有挑战性的是让自己总能够凝神静气，把每一杆球打好，把日复一日的比赛打好，把周复一周的比赛打好。
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这项运动的高手，我的差点在15，觉得自己只是个水平一般的爱好者而已；发挥最出色的时候，也只能用“擅长”这个词来形容。不过，我觉得技术并非最重要的，通过高尔夫，我交到了很多好友，得到了很多愉快的体验，而且在美国各地高尔夫球场的球道、沙坑和果岭区，结识了很多商业伙伴，也做成了很多生意。和很多其他公司高管一样，我有幸能在全球最好的高尔夫球场上一展身手。不过，在我成为公司董事长之后，我的空余时间就更少了，到哪都无法尽兴地享受挥杆之乐了。

《追逐日光》:第二章坠入无尽深渊(3)

《追逐日光》:第二章坠入无尽深渊(3)
我喜欢高尔夫的点点滴滴，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能让康妮和我共度二人时光。我们特别喜欢在日落前打球，那时的球场不会像白日里那般拥堵，夕阳斜照倒影横斜，球洞旁侧树影婆娑，这是打球的绝佳时刻。当我们在打球的时候，会觉得冥冥中有神灵在向我们召唤，觉得神清气爽。感觉上我们不仅仅在打高尔夫，也是在追逐阳光，尽享余晖退去前的分分秒秒。

    2005年5月初，康妮和我一起去打高尔夫。我的开局不错，不过到了第8洞，放好球，挥杆，球应声飞去。不过，偏了，我倒不是说又是一个糟糕的右曲球。多年来，和很多高球爱好者一样，我也常犯右曲球和左曲球的毛病。不过，这一次球飞得很直，但是落点离球洞很远，好像我眼中有另外一面洞旗一样。
自此，我就打得很糟糕。我们打完了全场后，康妮说我的脸色有些苍白。

    我已经习惯于整天都忙得不亦乐乎，不过2005年的春天更是忙得昏天黑地。

    这段时间我不仅为工作在奔忙，也为了家里的事在操心。我们刚刚把在曼哈顿哈得逊河东岸褐石建造的房子给卖了，想要找一处新的公寓楼，而且也在忙着搬家的千头万绪。吉娜受单核细胞增多症折磨长达半年，现在终于复原了。她现在正在写学校的一篇科学报告，题为“致命蓝纹”，她要用电脑模型来描绘蓝纹章鱼的自我防御能力。和往日一样，我因为要去外地出差，又没能参加她学校的学生科技作品展示会。我们一家人都知道，只要咬紧牙关，挺过接下来的几周，等到吉娜学校放假，就能迎来属于我们三人的长假，这个假期我们可是盼望已久了，可以去夏威夷享受两周的自由时光。（玛瑞安住在加州的纳帕市，生活忙碌，刚同她丈夫和孩子度假归来。）

    在我能真正长舒一口气之前，手头的事依然堆积如山。首先，我要飞往上海去参加全球经济论坛，届时会有来自各地的商业领袖出席。我也可以借此机会了解毕马威中国分部的运营现状，并和公司中国分部的负责人见面。

    在去中国的路上，我先要顺道在得克萨斯州的沃斯堡市停留，拜访石油大亨罗伯特•巴斯（Robert Bass），他一直以来就是毕马威的重要客户。再过四天，我还要飞往丹佛、华盛顿、蒙特利尔和旧金山开会。当我在加州的时候，全家人一起为我的一个侄女举行了婚礼派对。在婚礼前的晚餐上，康妮盯着我看了好久，神情异然，然后用手摸了摸我的脸颊。

    “你的脸有些下垂。”她摸着我的右脸颊说道，可是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后来，我觉得应该自己看一看，所以就照了镜子，发现果然如此。就好像我看完牙医回来，局部麻醉剂依然在发挥作用。

    此时，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周末，康妮发现我嘴唇旁的肌肉不时会有些紧搐，有脸颊也不断下垂。几个其他参加婚礼的亲友也提到了这一点，不过只是在康妮先说以后，他们才好意思说出口。康妮估计这是由于劳累过度造成的，有可能是颜面神经麻痹症，我们从网上得知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神经技能紊乱疾病。它的症状为面瘫，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大家都觉得这是由于我过度疲劳造成的，当一个人因为工作过度导致筋疲力尽之后，就会造成肌肉抽搐。
康妮让我去看医生，不过我的中国之行迫在眉睫，我想回国之后再做修整。

    当我在国外出差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不舒服一点都没有在意，我也根本没时间去在意。

    第二周，我又马不停蹄地赶赴西雅图，参加微软首席执行官峰会，有一百多位重量级的首席执行官应邀出席。波克夏－哈萨威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也在其列，他称得上是全球最精明的投资家了。他的冷幽默是我所见过最有魅力的，他对我所从事的行业也了解透彻，在谈起会计业的许多重要问题时，他都是如数家珍，让我颇感惊讶也很是佩服。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的演说一如既往地激情四溢。

    当我“有”时间来关心一下自己的话（我倒是希望我真的有时间），我觉得只要驾驭得当，每天繁忙的工作还是能够应付的。而且，天堂夏威夷已经在向我招手了。

    回到纽约，我的右脸颊和嘴角依然下垂，我答应康妮下周去看神经科大夫。

    在去看大夫之前的周末，我和康妮宴请了公司的一个老客户及其夫人，多年来我们已经视为莫逆。在饭桌上，我兴高采烈地回顾了这次出行地所见所闻，我们四个人也谈到了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晚餐之后，我们驱车前往迈迪逊花园广场，我们有U2乐队演唱会的票。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如此热力四射的演唱会火爆现场，当台上四首歌曲唱毕，康妮腾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准确的说，应该是在惊恐中倏然起身。

    “怎么啦？” 我朝她大声呼喊，希望在现场嘈杂的现场她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崩溃了。”她高声地回答我。

    我以为她指的是现场让人震耳欲聋的高分贝。

《追逐日光》:第二章坠入无尽深渊(4)

《追逐日光》:第二章坠入无尽深渊(4)
我们来到外面的走廊上，终于可以听清对方在说些什么了。她说自己想静下心来欣赏波诺和台上的表演，可注意力就是难以集中。她的心中满是不安和忧虑，她觉得目前的美好生活马上就要不复存在了。她起身完全是下意识的，似乎冥冥中有种大难降临的预兆。她也说从前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我们婚后，她曾经有过一些预感而我却不曾在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信誓旦旦地和她说目前的生活并不会离我们远去，我们回到现场，继续观看波诺的演出。我对生活中的阴云就这样疏于留意，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宽慰根本难以让康妮放心。

    我也难以预料到底会怎样的风雨大作，也真不知道该怎样做得更好。

    5月24日（周二），我和康妮来到了康奈尔医学中心看神经科大夫，我们两人都认为我肯定是劳累过度，可能是患了颜面神经麻痹症。这不仅仅是良好的期望，因为我的工作还是很忙，自从几个月前开始需要我应付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为了工作，我的足迹踏遍了全球。家里的生活也因为搬家忙得不可开交，我们这些天都住在城中心的饭店。尽管我能够应付这样繁重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终于对我的健康造成了冲击，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和医生预约的是当天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分，这样不会太影响我的工作日程。在我去看医生的路上，我不禁遐想联翩，在这个美妙的时刻，夕阳斜照树影长，一切都回归宁逸，如果能在高尔夫球上享受一番该有多好呀。想着想着我就笑了起来，因为再过几周，我就可以潇洒挥杆了。康妮、吉娜和我可以去夏威夷放松心情了。不论我现在工作压力有多大，夏威夷的天蓝海净马上就能让我倍感心旷神怡。

    来到精神科诊室，一位女医生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给我进行了一整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检查。医生给我检查了膝跳反应，用手电照射观察了我的瞳孔，测试了我左臂和右臂的力量，还让我走了直线。

    她让我第二天一早就来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

    我是个商人，自然重视效率和速度。这一次我觉得自己在这上面花了太多时间了，感到不习惯。我觉得自己无法奢侈地浪费大把的时间，站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着做核磁共振检查。不过，如果医生觉得我面部下垂只是颜面神经麻痹症，或是其他不太严重的症状，就会不急不慌地给我做出诊断，而不需要我马上去做核磁共振检查，完全可以让我等上一个星期或更久都没关系。

    如果一个医生周二下午5点半告诉你，明天一大早8点钟就要做核磁共振，你心里就会嘀咕可能病情比自己想得要严重，而且要严重得多。

    不过，我并没有担心很久，康妮也一样。当天晚上我们又谈起了这件事，康妮跟我说医生建议检查，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医院去做核磁共振，接着又赶到公司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董事会。才过了几个小时，那位精神科医生就给我办公室打了电话。我秘书卡恩把消息转给了康妮，康妮就给医生回了电话。起初，医生坚持只能把结果告诉我，可是康妮一再哀求。

    “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医生的原话。所谓的“问题”出在我的脑部。她想让我再做一次核磁共振，这一次会使用对比成像，可以让检查的效果更加明显。

    第二天，我和康妮去做第二次核磁共振。要是平时和康妮外出，我会有一大堆问题，非得问清楚到底要干什么才肯罢休。我并不喜欢惊喜，而是喜欢在做事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但这一次去医院的路上，我什么都没有问。

    做完核磁共振检查之后，我又投身到了工作之中 。

    是夜，医生打来了电话，让我第二天去医院，要把诊断结果告诉我。第二天我的日程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了，还要开董事会。为什么不能再等上……？

    “不行！”医生说得斩钉截铁，她不允许拖延，一天都不行。

    第二天，我和康妮又坐在了医生的诊室里了。她把我脑部的核磁共振图插入Ｘ光板。医生还没有说话，也没有告诉我疾病的名字，浮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星球大战”。

    我的右脑上没有任何斑点，可是左脑部分却是一片模糊，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斑点。看起来就像晚上的星空一样。斑点之间有很多线纹相连，有些明显，有些模糊，密密麻麻。作为一个会计师，由于职业熏陶，我看到摆放在我面前的材料就会想出应对策略，构画出系统、有条理的解决方案。可是，看着我的脑部核磁共振图，我也想象不出来一个医生，不管他的医术有多么精湛，该怎样应对这样“星罗棋布”的局面。这一病变是从哪里开始的？最后会在哪里终止？整个左脑就好似繁星密布的银河一样。

《追逐日光》:第二章坠入无尽深渊(5)

《追逐日光》:第二章坠入无尽深渊(5)
绝对的“星球大战”。

    康妮后来跟我说，看着核磁共振图感觉，就像尼斯湖水怪在我左脑下面翻江倒海。

    这位神经科大夫说她不该确诊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她怀疑有可能是星细胞瘤或是胶状母细胞瘤。头脑中有上万亿个神经胶质细胞，现在发生了病变。我的头颅中有多重中心肿瘤，最大的三个都有高尔夫球大小。三个肿瘤互相连接，前后分部，一个在前额叶（控制人情感和决策的部位），一个在左脑中部的运动皮质区，另一个在左脑后部的视觉皮质区。

    这位大夫当时就安排我们第二天和全美国最出色的两位神经外科医生见面。她显得很乐观，我们都觉得情形不至于会糟糕透顶。

    我觉得当时我俩心中并没有为恐惧所笼罩。不过，当晚回到饭店后，康妮跟我说，这也是我俩结婚多年来，第一次感到束手无策。从前，我俩一直都能够戮力同心，预见未来，从容不迫地化解种种困境，在最大程度上降低风险，从而让自己绝处逢生。我俩总能互相鼓励，一直都能保持警觉，一起打造了美好的生活，避开了现象环生的漩涡和礁石。

    但这一次，我们感到了力不从心。

    “本来一切都计划得好好的，现在都泡汤了。”康妮很是哀怨，整个人跌入了谷底。

    她长长地吸了一口气。面对危机，她总是最能保持头脑冷静的。

    “我可不想以后回忆的时候，后悔我们浪费了共度的每一刻时光。”她又说道。

    我们结婚后，并没有深入地讨论过彼此面对死亡这一话题，没有想过如果某一方先离开人世，另一方该具备怎样的勇气面对日后的人生。这并不是嘴上说说那么容易，而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迎接残缺的天空。当人们心有恐惧时，往往会选择躲避。

    后来，当我俩又静了一会之后，康妮对我说：“我想你还是做好准备，迎接自己的命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好像老天爷并不想让你有充裕的时间来慢慢准备。”

    康妮道出了我的心声，我回答说：“其实，我并不想走得太匆匆。不过老天爷觉得我好像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就想让我早点离开人世。”

    我当时正步入人生顶峰，充满活力，事业也如日中天，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这就是命运多舛。

    嗨——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们抚平这份悲伤？尽管天有不测风云，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摆脱这种不安，慢慢接受现实？有没有什么良药能让我们至少能暂时忘却恐惧，或者永远不再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下，转而客观地认可自己的现状，并能一直接受这一现状。

    对命运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老天爷也没有告诉我还能活多久，不过看起来我已踏上了人生的末站。在人生的这一站，我必须要有足够的睿智，为的是我女儿、我的孙女和其他晚辈。尽管我错过了人生列车接下来可以欣赏到的风景，我还是可以从这次旅行中汲取足够的养料。

    这就是我的命运。如果我想帮女儿（尤其是吉娜）、朋友和同事减少悲伤，我最好能够调整自身定位，正视命运的安排。这也是为了康妮好，她总能洞察人生，给我很多生命的启示，不过这一次我要多考虑她的感受。

    第二天，我们如约同两位神经外科医生会面了。第一位建议马上进行脑部手术，照他的说法叫作“脑部减积”（debulking），为的是切除部分大肿瘤，从而缓解对脑部神经的压迫（尽管我并没有痛感）。不过，这位大夫并没有说动手术能延缓我的生命。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到底还能活上多久。当时，我也不想知道答案。他说手术后我需要一个月才能恢复，再过一阵还要辅以放疗。

    尽管听起来很吓人，但是真正最让我感到害怕的并非他的诊断。

    让我心灰意冷的是他的眼神，他在看我和康妮时，眼中不觉流露出了同情，这种同期毫无疑问来自他的心底深处。从医生的眼中读出这种悲悯，无疑是一种大大的不幸。

    也就是在那一刹那，比任何时候我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的命运已经无法挽回了。震惊，绝对的震惊，之前我并不自知，而且我也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缓过神来。我渐渐地才接受了这种结局，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结局。

    当天下午，康妮和我坐在候诊室里，等候第二位世界级神经外科医生的到来。当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我转向康妮，直接说出了脑子里的想法：“对不起。”

    康妮看着我，她也感到很震惊。其实，她什么也不用说。说实在的，我也无须说些什么。从我们相识开始，我们就一直心有灵犀。从最初开始，她就是我的知心爱人。30年过去了，两人的心依然贴近，彼此间无声胜有声。

    第二位名医是位年轻的脑部成像专家，他提出了更加保守的治疗方式。他说：“脑部减积就是脑部手术，至少需要一个月你才能恢复。”他建议进行脑肿瘤活组织切片检查。照他的估计，整个手术需要进行两个小时。

    这位医生年轻有活力，提出的治疗方式相对保守，对病情和治疗方式的表述直接易懂，这些都让我心中燃起了重生的希望，尽管我的这份希望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撑。

    玛瑞安也从加州飞来了。吉娜当时正在飞往肯塔基的途中，她去那里是参加一个国际战略思考大赛。她自己根本不想去，可是我却十分鼓励她去参赛。说是为了我，其实是对她大有裨益。我知道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她可以展示自己非凡的能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一直犹豫不定，不过我不断给她鼓励，应该说是哀求她要去参赛。

    她去了。之后，不断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6月1日（周三），我接受了活组织切片手术。本来预计两小时的手术实际上花了三个小时。后来我才得知，手术过程中，大夫走出手术室告诉康妮，提取的第一个活组织切片上的脑细胞完全坏死。不是局部坏死，是完全坏死。

    后来，这位大夫说我的脑肿瘤无法用手术治愈。

    这其实也就等于宣告没有希望了。

    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康妮问大夫我们梦想的夏威夷之旅是否还能够成行。他的回答是：“如果你们非要去的话，他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等到我从手术中恢复之后，大夫对康妮和我说建议进行放疗，也许能让我多活上几个月。想要根治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绝症，想要治愈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我们询问了化疗是否能奏效。

    他说：“化疗也许能让你多活上一阵。”不过，他认为化疗可能会有用，但主要是对有些癌症病人的病情管用，他们往往能够康复。但我的情况不一样。尽管如此，他和其他医生都建议我接受化疗，同放疗一样，如果能够让三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减积，它们也许都能让我多活几天。但是我的病症是多型性胶状母细胞瘤，如果在早期接受化疗的话，效果可能会很好，运气好的话，我可以再活上一年半，大多数（80％的）患者都能活上至少半年。按照我们统计的行话，这样的百分比分布图可不像一个标准的钟型曲线。

    可是我连那个“大部分”的群体都挤不进去。即便治疗奏效的话，我能再活上三个月就已经很幸运了。我的视线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了。我已经记不清最初是从何时开始有这种症状。康妮和我苦思冥想，但还是想不起来。我的秘书卡恩说我在几个月前有过头疼的迹象，但并不严重，在我服用了阿司匹林之后症状就消退了。但是，从前我机会就没有过头疼的情形。我没有能在癌症的早期得到诊断。也许是因为我一直行动匆匆，都没有时间驻足系好鞋带。

    不过，医生们都觉得至少都认为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不仅我现在不会感到疼痛（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且到临终前我也不会有疼痛感。我可能会安祥地陷入昏迷状态，和这个世界静静地挥手告别。

    带着活组织切片手术的结果，我们找到了第一位专家，他曾建议过采取更为激进的脑部手术。我们想把最新的情况告诉他，想听听他的建议，是否还想采取“脑部减积”的治疗方法。在看过我最新拍的脑部X光片后，他无奈地说：“扩散已经太严重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也许，病魔也和我一样行动匆匆。正如我一样，它也不知该如何放慢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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