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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分析及调整策略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15
政府则很乐意,因为一旦成功了,不仅可以推广,而且可以把成绩收为已有,如果失败了可以纠正,这又显示了自己的纠错能力,为此,政府通常有意、无意鼓励农民大胆改革创新,因此,在需求诱致的制度变迁中农民为主体,如果制度变迁没有触及政府的利益,政府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改革加以引导,只有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是一个完整的改革主体,可见政府和农民群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中国七十年代未和八十年代初的农业制度变迁作为一种需求诱致性改革也与上述一般规律相吻合,农民是主体,因为农民有改革的需要,能够形成强烈的推动力,这种需要是“内生”的。政府对农民主动的制度变迁进行引导是由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初始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决定的,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没有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农民根本不可能进行制度创新,如果没有政府的引导也不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均衡的制度结构。因此,农民作为改革的主体主动创新与政府引导是中国农业制度变迁取得成功的又一经验。

    6、在改革成本的分摊上,内部消化、向后推移与外部转移相结合。我国在改革成本的分摊上比较注意内部消化、向后推移和外部转移相结合,尤其在改革的初骀阶段,姨那些影响较大会迅速产生巨大私有成本及降低平均成本,减少私人净收益的改革措施,要么被化整为零,通过分步实施来向未来分摊巨额成本,要么向后推移,推迟到以后阶段,等到实施的阻力已显著下降,或者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累积改革收益远远超过这些成本为止,再来分摊。如粮食流通体制,是等待城市改革开始,城乡居民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以后,才开始慢慢实施。在90年代以后则是把成本向外转移,由于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在改革中采取了成本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趋势,即我们平时所讲的“以工辅农”和“以工补农”,但是幅度不大。

    7、在改革的顺序上,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和从外围向核心突破相结合。一是农业改革采取的是先解决较容易的制度,再“啃硬骨头”,即在扫清外围障碍,再向核心制度突破,如土地制度,先解决使用权、再逐步解决分配权、最后再解决财产权和继承权的问题,由易到难,逐步推进。二是在具体的制度上,一般都采用先试点、摸索积累经验,再在大面上推广,以避免一哄而上、一哄而下所造成重大的损失,同时试点可以有效的示范带动作用。三是政治与经济制度的选择上,先保证政治的稳定,也就是先保证决策者自己的稳定,即保证决策者的政治方向的稳定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经济改革过程中按经济发展的需要程度,有选择进行政治改革,如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不能说不是一种政治改革;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行政制度的改革,等等,都是根据农村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进行的改革。

    8、在改革的动因上,内部诱致性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交替作用。农业改革的动因在不同的阶段有差异。在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条件下,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困难的,这也不难理解1979年以前局部地区包产到户的实践,总是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但是一旦农民群众不惜冒“坐牢”的风险强烈地要求改变现有制度安排时,制度创新的强烈需求就不能用正常的制度更替来进行了。从制度的变迁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是由中国农民首先拉开的,1978年安徽省滁州市   的农民为摆脱贫困善,首先打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探索出包产到级和小宗田间管理负责人的办法,开始打破“人民公社制”的坚冰之后,凤阳县小岗生产队首创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在这个新的制度安排所创造出的巨大利益面前,中国部分领导人看到了新制度中蕴涵的巨大生产力。因此,安徽、四川省有意识地维持并积极推进了新制度。中国的制度创新由部分农民自发的诱致性变迁而变成局部地区的自觉性变迁。来自安徽、四川等省社会基层组织的创新行为,反映了体制的利益之大以至大于人们为此而冒的风险(制度变迁主体的成本),因而人们自发地开始了创新的过程。而当制度创新的收益被中国的经济决策层面所深刻理解后,制度变迁转变成为对中国整体而言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对部分地区而言反而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了。由于农民具有“天然经济理性”的,一旦他们发现新制度的收益远远大于旧体制转换成本时,旧的“无形制度”的束缚开始减弱,“意识形态”成本减小,强制性的变迁转化为诱致性变迁,自上而下的推行改革又演变成为自下而上要求的革新。

    从改革的后期来看,外部强制性特征比较明显,因为生存问题解决后,农民的改革压力和动力趋缓,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速度和力度放慢,但是改革任务仍没有完成,许多配套改革如农产品流通体制、农村经济组织等涉及到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许多部门的利益,阻力相当大,必须依靠政府来强制推进。90年以后,农业改革实际上是以强制性变迁开始而又转化为诱致性变迁,之后两种性质的变迁不断交替往复的过程。可见,改革动因的交替作用。也是我国农业改革的主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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