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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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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粮食为基本对象，分析了当前农业问题的相关背景，阐述了与技术进步相关的条件制约因素，并分析了农业技术进步和政府投入的国情约束和制度障碍。指出中国的农业技术和投入政策研究，不能遵循国际通行的农业现代化理论，当务之急还是大包干以后提出，但至今没有解决的“有中国特色”的老问题：即如何重新建立适合小农村社会经济基础的科技服务系统。
关键词：农业；科技 ；投入； 条件；分析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有两个重要情况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一是中国加入WTO谈判曾经在2000年初受阻于农业补贴，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在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对粮食的补贴出口。同期，粮食占压信贷资金和政府财政对库存亏损补贴大幅度增加的问题，不仅引发了国内政策研究领域的反思，也导致了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二是由于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长期卖难和农民收入连续4年增长速度下降，反映出农民群体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表现出“边缘化”趋势，因此，人们关于“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讨论也成为新的热点。
以上两个重要情况，对政府加强农业投入政策和对农业的科技进步的评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中国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表现出一种用“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科技进步”等话语体系无法解释的矛盾：
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的物质技术投入增加幅度显著高于80年代，据测算其中农业的科技贡献度超过40％；这往往被作为农业的重大进步而予以宣传。
另一方面，农业的直接成本上升超过10％，包括技术在内的服务成本上升9％，其中，不仅家庭经营条件下的种植业投入产出已经是负效益，而且基本农产品也已经因为成本上升而丧失国际竞争力。
有鉴于此，中国的所谓农业技术和投入政策研究，显然不能遵循国际通行的农业现代化理论，当务之急其实还是大包干以后就提出、但至今没有解决的“有中国特色”的老问题：如何重新建立适合小农村社经济基础的科技服务系统。
为了方便讨论，本文以粮食这个农业主产品为基本分析对象。
一 当前中国农业问题的讨论与相关背景分析
人们在分析1996年以来粮食高产和库存超过2亿5千万吨的问题的时候，对造成粮食过剩的背景讨论不够。并且，有关部门在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时，也仍然强调旧有的“增加投入”的思路。尽管其中增加科技投入的建议，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还具有相对积极的政策意义，但技术部门的知识局限难以解释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系数提高的同时、效益却在下降的道理。因此，需要从经济角度讨论与技术进步相关的条件制约。
（一）中国粮食增产的不同阶段及其相关因素的讨论
中国改革的20年中，粮食增产分3个阶段，其阶段性特征明显，相关的不同意见讨论，主要集中在制度和物质这两种影响因素何者为主的分析上。农业部最近的研究，把粮食增产分四个阶段（参见表1、表2）。
（1）其他物质投入，包括种子、农机、农膜、农药等
（2）此处指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措施、制度变革和经营管理等内容
第一阶段是在1978－1984年的6年中，我国粮食从1978年的3047.6亿公斤提高到1984年的4073.1亿公斤，总量增长32.6%，最为显著的是单产从168.5公斤/亩增加到240.6公斤/亩，增长42.8%。对此，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认为，以农村大包干为主的制度创新因素的贡献度占40％。不过，后来的研究有所不同，主要是在价格刺激和物质投入两个方面，补充、或者修改他的结论：
其一，1979－1982年政府把粮食综合价格提高了49％。人们指出，这是在约20年不变的长期计划价格压抑下，在单一粮食产业上具有突破意义的短期价格调整，因此，必然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特别大的刺激作用。
其二，据农业部的研究，这个阶段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其中的物质投入的作用是重要的。例如，化肥增加了100多万吨，其中仅1982－1984年期间化肥在增产中的贡献度就达到49％；用电增加30多亿千瓦，农机总动力增加1000多万千瓦，这些物质投入的贡献度是26％；技术进步的贡献是31％。
以上补充虽然可以被认为是不同意见，但由于提高价格也属于政策变动，因此，人们至少在公开场合都仍然承认，农村改革是第一阶段增产的主要因素。
第二阶段是1985－1993年的9年，期间，由于1984年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出现了严重的供给过剩，1985年农民调整种植结构，自发地减少了7千万亩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下降2700万吨。由此导致政府转变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政策取向，而主要采取了加强投入和部分恢复以“合同定购”为名的强制收购政策。据农业部资料，这9年中，有效灌溉面积年递增1％以上，化肥年递增6.8%，贡献度达到47％；农电年递增11.6%，农机年增5.6%，这些物质投入的贡献度为13％；技术进步的贡献度是33％；财政资金年增13.5%。
但是，尽管物质技术投入比第一阶段大幅度增加，由于粮食的需求弹性小，容易受到市场抑制，其产量还是“长期徘徊”；尤其是单产，9年中仅从240.6公斤/亩增加到275.4公斤/亩，仅为14.5%，比上个阶段下降了28个百分点。直到1992年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粮食才随需求拉动造成的价格上涨，而出现比较明显的增产，达到4564.8亿公斤，增长幅度为12％。
第三阶段是1994－1996年的3年内，粮食产量从4564.8亿公斤迅速增加到5045.3亿公斤，增长幅度为10.5%；不过，单产仅增长到298.9公斤，幅度仅为8％。进一步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这个阶段的大幅度增产与投入和科技贡献并不相关。[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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