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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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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算，化肥+6.7%，农电+13.4%，农机+6.6%，财政+16.7%。与上一阶段相比，物质投入增加的幅度没有明显增长；而且，科技进步的贡献度明显下降到17％，气候的贡献度却高达31％。
尽管有关部门测算的结果仍然表明了物质技术投入的重要性，但这些投入与产出和效益之间是否显著相关，还有待于进一步证明。其实，在此期间内，人们公认的最有影响的重要因素既不是制度，也不是物质技术，更不是市场需求，而是政府。因为政府不仅在因丰收而形成的供给增加的3年内，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1996年与1993年相比提高幅度达105％），导致农民抛售存粮；而且还在此后连续3年强调全额收购。
通过对20年的三个阶段粮食增产的因素分析可以看出：第一阶段的主要增产因素是制度；第二阶段产量徘徊的影响因素是市场；第三阶段产量过快增长的推动因素是政府价格和相关政策。可见，物质技术投入至少在近期内还难以成为主要影响因素。
（二）农业投入的负作用
据农业部最近的研究成果，物质投入不仅已经表现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而且导致成本收益率逐渐下降，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粮食生产已经变成负效益。
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到1996年粮食产量从3000亿公斤到5000亿公斤的增长中，物质投入增加的作用是明显的：在播种面积下降6.7%、减少803.9万公顷的条件下，有效灌溉面积+12％、达641.6万公顷；化肥+333％，施用量增加2943.9万吨；农电+615％，1559.6亿千瓦时；农机+228％，总动力增加26797万千瓦；农业财政支出+364％、增加549.77亿元。
其中虽然有不可比因素，但这种农业投入的显著增加，在创造出高产量的同时，也使得物质成本不断上涨，20世纪90年代农业成本增加幅度超过10％。而由于同期农业劳动力转移困难，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
在这种高投入的促进作用下，我国1996年粮食产量超前4年达到2000年的目标。但是，在人口以及与人口高度相关的、弹性很小的粮食消费需求却不可能超前增加的压抑下，就必然导致供给过剩和价格下跌；连带发生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问题。可见，价格提高和投入增加这两个被一般人看作是“好政策”的实际作用，在现行体制下恰恰是负面的。
上述情况，也是近年来粮食积压造成财政补贴和银行坏账增加问题，并且引起全社会大讨论的背景。
二 农业技术进步和政府投入的国情约束和制度障碍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对自己的观点作了重要修改：我曾经认为20世纪80年代农村以“大包干”为名的改革，其实质是“农民得到了从集体经济的退出权”。90年代以来的经验过程表明，农村之所以能够改革，其实是“政府退出农业生产领域”，这是由于集体经济条件下农业低效益、高负债。
这个观点也用于可以解释大多数农业技术部门在大包干以后的20年中都面临的困难局面：由于政府退出而导致的农技服务体系衰败。
（一）技术和投入的体制障碍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么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在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已经属于负效益产业的情况下，政府难道能够重新进入吗？答案显然是不乐观的。本文因此希望重新以下讨论人们习惯接受的政策建议：
第一，要“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这个一向不容置疑的提法有两个被有意无意绕开的问题：其一，一般情况下都是技术替代劳动，这使得大多数被专家们在实验室里欣赏的技术，因为与我国的国情不符而导致其应用率难以提高。其二，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改革前这些前期成本由国家支付，现在谁来付？因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识产权，所以人们讲知识产权保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是要拿来卖个好价钱的。更何况，在我国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小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
第二，提高产业层次，靠产业化解决农业的出路。当然，这是一个靠提高外部规模解决小农经济问题的很合理的办法。但也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在我国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而任何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部门都会坚持、并且加强原有制度，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部门下伸的单位垄断、并且必然凭借加强垄断获取利润的时候，农民只能在农业生产中活动能产生利润吗？二是产业化的实质就是“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在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下，能把那些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工商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吗？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组织成本从何而来？
（二）基本国情的约束作用
按照经济学的常识，生产力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应该实现优化配置。以此为基础，技术在能够发挥要素替代作用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在中国的基本国情矛盾约束下，三要素在农业中难以按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调节，技术要素也难以与其他要素配合投入。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中，第一要素是土地。而在中国农村，土地事实上不断减少，随人口增长就产生了两个现实问题：
第一个要素是土地：
其一是土地面积减少使之成为高度稀缺资源，越是稀缺其价格就越高，也就越难以私有化；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在我国又天然地与传统村社的血缘地缘关系结合，就导致土地产权客观上以社区为边界。
其二是任何多少从事过农村政策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土地“双重功能”。这形成于一般发达国家难以见到的“政府退出”。亦即：农村自发大包干使得政府赖以提取农业剩余的集体化制度解体；此时政府的理性选择是退出，从此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而转由耕地来承担；并且随人均面积不断下降，必然使耕地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这种公共品职能为主。
这种客观条件本来需要农技服务必须依托农村社区，但大多数地方农技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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