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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下的中国出版业：变化、问题及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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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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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11.8 7.3 3.9
资料来源：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年度的统计资料。
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音像放映电器市场（如各类录音机、录像机以及CD、VCD、DVD播放设备）的快速发展，音像产品市场急剧扩大。从1993年到1997年，在短短的五年内，盒式音带的品种增加了近3倍，激光唱片增加了近8倍，录像带增加了2倍多，VCD的出版品种数量则激增了13倍。适应于旧式“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传统娱乐方式的密纹唱片已基本消失。[14] 但目前中国的音像产品的品种、质量和内容还很落后；而且缺乏有良好艺术素养的音像产品编辑和制作人，出版的音像产品往往显得理念贫乏、选题陈旧；此外，中国也没有建立独立、高效的音像产品发行体系。
出版社之间的竞争、摩擦和整合
改革开放前，出版社之间并无多少矛盾。中央级的出版社彼此有所分工，各走各的路；而各省基本上只有一家出版社，划地而营，并无分工之必要。改革以来，随着出版社数量的急剧增加，出版社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彼此争夺作者和出版资源、分割图书销售市场，并进而在出版业管理政策方面相互对立。
首先是中央级出版社与地方出版社之间出现了摩擦。由于集权体制的特性，中国百分之七十的出版资源都集中在北京，因此设在北京的中央级出版社就有地利之便，能在图书市场上凭借此地利优势而占据较大份额；而地方级出版社要想占领图书市场，就必须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提高其出版物的水准，由此导致成本上升、书价提高。地方出版社对这种天然劣势的状态自然越来越不满。而中央级出版社又受到中央政府较严格的约束，不能象地方出版社那样突破现行出版管理体制、灵活经营，因此中央出版社对地方出版社利用地方体制环境宽松而施加竞争压力也时有怨言。
在地方出版社之间，同样存在着日益明显的摩擦。在出版社数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地方出版社之间还存在着因隶属关系而形成的行政性分工，由于分工“码头”的不同（如属于政治经济等综合类出版社，或属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少年儿童、教育、美术、古籍等专业类出版社），各出版社的盈利能力有明显差别。比如，教育类或少年儿童类出版社获准出版各类教学辅导材料和参考书，这种书重版率高，销售量大，成本低，所以利润极高。于是，“码头”好的出版社从业人员可以少出力、多赚钱，而“码头”差的某些专业类出版社的从业人员出力多却挣钱少。由于有巨大的利益差别，很多政府部门就设立种种制度壁垒，以出版业的专业分工为借口，保护隶属于本部门的出版社从事垄断性经营。这种分工其实是集权体制的产物，是由行政权力制造出来的，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15] 它不但妨碍了出版社之间的公平竞争，也阻碍了大型多元化、多媒体的出版集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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