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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对1927～1937年南京政府经济建设的经济史分析

作者：佚名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点击数：更新时间：2007-5-15

   3．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认定
    为什么“市场”就是一种可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制度呢?其奥秘何在?那我们就必须来考察这种制度之所以有如此巨大能力的条件。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将制度归纳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用制度的变迁来解释经济长期增长，并且认为通常用来说明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变化，只是经济增长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而在诺斯那里，科学技术是作为人类的“知识存量”出现的。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只有在某种制度下，科学技术才能成为工业化的动力。这就解释了工业化的原动力问题，将现代化问题研究推向更深层。但是制度的变迁并非如政府一纸训令那样简单，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生产力、意识形态、习俗、地理环境以及现有制度等等)下整个社会群体集体谈判的结果。这种观点的特点是，将经济的最终动力体现在了参与此经济体系运行的所有受益或非受益群体的“人”的身上。而“市场”恰恰具备诺斯所说的这些条件。它一方面激励了科学技术向经济绩效的转化，另一方面满足了社会大多数集团的利益要求。所以我们可以大体得出一个经济现代化在制度上必须满足的条件。
根据上述理论，我们认为所谓市场经济(完美意义上的)之所以能够代表现代化，并不能看它是否带来一个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或工业化的指标，而是要看它的制度因素是否具有以下特性：(1)有对工业化的激励机制。由于科学技术的中性，所以评价一个经济制度要看它是否能够为这个经济系统的科学技术进步及时转化为经济实绩提供激励，也就是是否存在工业化的内在要求。(2)保证参与群体公平受益。由于经济系统中的群体对经济运行的预期不同，所以要看它能否保证参与经济系统的群体的大多数感受到公平受益，这样才能保证其制度的长期稳定。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当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才能保证那些现代化研究者所说的“现代经济的长期增长”。否则，对一个有数千年传统经济历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多么美好的现代化描述都将被不能从中受益甚至受害的群体所抵制。从理论上讲是如此，实践中如何呢?下面本文将以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为案例，对上述条件进行经济史分析。

二、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经济史分析

    选择此时间阶段作为案例，是因为此时期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地位特殊。主要表现在：(1)本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结束统治后的第一个相对统一与和平的时期。(2)南京国民政府是民国建立后第一个有能力并且有意图建设中国经济的政府，所以他们也称之为“十年建设”时期。(3)本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或者说西方化)进程确实有明显进步，基本上构建了一个现代国家所应有的完整经济框架，并于1937年上半年达到民国时期的高峰。(4)最后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特点是，本时期结束于抗战爆发，给人以无穷的想像空间。基于上述特点，本时期的经济确实有中国现代化发展“黄金时代”的味道。有人认为1936年民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良性循环⑥，或者“当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并且到处看到在往好处发展，并无崩溃的现象。”⑦但如果果真如此，那么1945年后，继承了抗战前整套经济制度框架的南京国民政府迅速腐败、崩溃又当如何解释?也有学者从执政的合法性、国家断裂、现代化变革、国家整合等方面探讨了南京政府最终崩溃的先因。⑧本文认为另外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由于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实践并没有将大多数的中国人纳入其间，导致其从西方“拷贝”来的现代化严重伤害了传统经济下的多数人的利益。是没有满足前述的现代化的制度条件所致。
    1．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现实背景
    首先封建土地制度仍旧占统治地位。大小军阀同封建地主结合的农村经济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被外来经济盘剥的程度日益加深。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但农民破产现象严重，农民生活继续贫困化。其次，行政的表面统一与经济社会事实上的分割并存。蓬勃发展的江浙现代工商业同内地传统市场日益失去应有的联系，经济“二元”结构越来越明显，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分离越来越远。第三，面临要求中国迅速现代化的内外压力。来自内部的压力一方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民族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国民党固然是右派政党，但由于其历史渊源，一直以“革命党”自诩，其内部有着对中国发展非常强烈的要求；外部压力则来自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市场的迫切要求。1927年世界经济危机迫在眉睫，生产的相对过剩需要庞大的海外市场来消化。所以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个可以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市场。最后，1928年前落后的中国经济状况。当时，凡涉及现代经济的部门，如海关、金融、通讯、重工、贸易、科技等等皆操于外人之手。据统计，1926年中国现代经济中外国份额占航运的80％，煤产量的78％，铁矿石的99％，生铁的95％。⑨少数发展良好的产业部门，如纺织、面粉等轻工业无不存在对世界市场的依赖。
    2．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实践
    南京政府在经济统一方面的第一步是1928年8月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建设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成为南京政府初期的财政经济总方针。它将财政、税收、债务和金融货币的改革视为“根本政略”。其基本内涵就是“统一”，即将财权统一于中央之下。目的是在政治上限制地方军阀，经济上增加中央的控制能力，并解决国民党的统治经费。然而从财政、金融这种经济结构上层入手的结果是见效快，但却忽略了经济基础的统一，为后来南京政府的经济混乱埋下祸根。
    经济统一的具体步骤是从组织财政经济行政管理机构开始，并有一系列具体措施保证其经济统一政策的实施。其主要措施为：确立了国家、省、县三级财政制度；确立预算决算制度；统一税务机关，裁撤厘金，改设统税；发行内外债，筹措资金；海关自主，基本收回海关自主权；关税、盐税改革和统一盐务；建立“四行二局”为骨干的国家金融系统；颁布一系列银行法令，刺激私营银行的发展；废两改元和法币制度；建立国家资本工业；修筑铁路，公路，发展邮政通讯；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和农本局，统制农产品⑩。
    通过以上各项重大变革，在1927—1937年间，南京政府基本上构建了一个现代经济的管理体制，并通过整顿和投资使中国逐渐向南京政府所期望的“统一和现代化”的方向转变。突出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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