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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对1927～1937年南京政府经济建设的经济史分析

作者：佚名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点击数：更新时间：2007-5-15

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资本主义初步建立并有所成就。主要表现在铁路、公路、轮运、航空、邮电和基础工业的逐步发展，如通过实业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的投资，初步确立以采矿、冶金、机械、化工、电气为主体的国营重工业基础，为中国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构架。1927—1937年共修建铁路3795公里⑾，并在全国基本建成公路网，公路总里程109 500公里⑿。1927年成立邮政总局，拓展邮路，发展电报和电话事业。通过这一系列建设，改变了中国的基本面貌。
    第二，城市经济、民族工商业和对外贸易获得一定发展。财政、金融的统一，交通通讯的建设使中国原有的国内市场得到恢复并进一步扩大，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根据农商部公司注册统计，1929年至1935年6月注册工业公司1966家，资本额56 039．4万元⒀。有人甚至估计，在1928—1936年间，包括东北在内，中国的现代工业的平均增长率为8．4％⒁。各种私营工：厂纷纷建立，涉及化工、纺织、食品、水泥、造纸等诸多行业(中间虽然在1931—1935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侵略的影响举步维艰)，所涉行业范围之广泛前所未有，遍及现代经济的各个部门，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和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基本具备了现代经济的各种元素。
    3．1927—1937年经济建设在经济现代化制度条件上的缺陷
    如果从表面看，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无论如何看不出任何破绽，它的现代化倾向毫无疑问。问题关键是，它没有解决它需要解决的问题，它所建立的现代经济在制度条件上并没有得到满足。
  首先从其外部环境看：
  第一，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同它的所有政策一样，依赖于中央军的势力范围而推行。事实上，到1929年南京政府有权控制财政的省份仅有四个：苏、浙、皖、赣，能够交出多余部分的只有苏浙二省。⒂因而南京政府的经济建设一是无法在那些独立地区实施；二是，这些地区的半独立状态，使得南京政府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所关心的问题根本不在经济建设的施行和效果上，而以经济建设帮助打击地方割据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正是这个出发点，使得南京政府始终甘冒得罪江浙资本家的风险大力推行“节制资本”的国有化政策。这是南京政府同支持其起家的江浙财阀之间一个显著的矛盾。
    第二，南京政府严重依赖城市经济和西方国家的支持。南京政府的初期财政支持几乎全部来自上海，后来的经济来源也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现代经济区域。而在这个西方国家势力最大的城市获得支持就必须屈服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加之南京政府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对西方的依赖，所以经济建设上受其影响就非常之大。
    第三，南京政府始终面临日本扩张的威胁。对中国而言，日本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它对中国有着无止境的权利要求。“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上海抗战以后，东北全境沦陷，它的军事、经济触角又直接伸向华北。事实上，“九一八”以后特别是1935年以后的中国就不再有正常的国民经济，而是带有半战时经济的味道。南京政府当然意识到战争的危险，经济建设也不得不向大规模备战倾斜，所以逐步偏重于投资重工业、兵工业和交通通讯等部门，使南京政府的财政负担大为加重。
    第四，南京政府始终背负沉重债务以支持其巨大的军事开支。中原大战和对“根据地”的围剿消耗了南京政府大部分财政收入。巨大的财政赤字与狭小的财政来源形成强烈的反差，唯一的出路就是借债来维持军事统治。宋子文1927年6月—1928年6月的财政报告表明，政府开支的87％用于军事，贷款共计7340万元，占总收入的48。6％。⒃1928～1932年借款总数仍占很大比重，1930财政年度占18．7％，1931财政年度占30．3％。南京第一个五年总收入约为25亿元，其中6．21亿即24．6％来自借贷⒄。据千家驹先生统计，1927～1937年间，仅财政部就发行公债22．58亿元，加上向上海银行团的借款和发行意、苏退还庚子赔款凭证的借款等约3亿多元，共举借内债在26亿元以上。⒅公债政策使南京政府越发依赖于上海金融资本的支持。内外债的迅速增加则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和金融业的联系。正是对金融业的依赖，成为其后来以金融膨胀挽救统治之滥觞。
  其次，从其内部缺陷看：
  第一，南京政府同中国经济的基础——根植于农村的传统经济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中国经济本身的二元化结构让南京政府几乎无法插手农村事务。一系列农村改革政策几乎丝毫无法改变农村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压力下的破产、兼并、高利贷剥削和劳动力散失等日益困苦的现状。⒆政府所面临的难题是：如果重建农村经济，在中国战乱破坏、人多地狭、生产水平落后、市场分割、小农经济占有主流地位的现实下，首先应该恢复农村秩序，恢复性发展小农经济。在农村，要稳定农民，显然是应该补上封建王朝消失后的中央政府在农村经济中的威信，阻止农村土地兼并现象，保持小农一定的耕种土地的权利，比如减租、禁止退佃等等。然而，南京政府所依赖的现代经济体系，在理论上却要求私有化得更彻底，完全赋予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利，以促进大土地所有者的生成。新体系需要小农破产以获得大量廉价工人，然而当时中国的现代经济完全处于西方资本的剥削之下，大量农业剩余外流，因而工业资本积累不足，劳动力大量相对过剩。破产农民不能进城，造成农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所以南京政府西化的现代化努力使得广大农民既难以真正参与现代经济，也难以在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于是，其越是努力现代化，就越是造成两者间裂痕的加深。可见南京政府正处于恢复农村秩序还是任资本主义在农村扩张激化矛盾的两难境地。不难想像，两者之间，对现代经济无限依赖的南京政府根本无法在农村有所作为，只能倒向所谓的“现代经济”。
第二，南京政府“节制资本”的国有资本主义同私有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深重。南京政府渴求现代化，但在其内部却有着某种“反资本主义”的传统，它的渊源来自于孙中山先生的基本经济思想，又同中国“天下为公”的理想和传统上的终极产权国家所有制相吻合。但是南京政府的国有化政策还有其更加现实的考虑，一是前述的以国有化统一中国的政治意义；二是以国有化筹措军事费用，增强军事力量；三是苏联经济模式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对中国政治领导阶层的影响。它在名义上统一中国后，便日益成为一个官僚化的军事政府，它有自己的利益。对它来说，国有化可以增强其经济控制力，摆脱对资本家的依赖，甚至可以“富国强兵”。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可为之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故南京政府通过四行二局和其他管制，希望在不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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