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下实行国家强有力的控制，让私营民间资本始终处在经济结构的下层，仅仅为政府提供财源而已。当一个有自己利益的官僚化的政府在施行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并行政策的时候，政府代表的国有资本与私有资本之间是竞争关系，所以政府同私人资本之间也根本无法互相信任。即私有资本要么无法被保障，要么为了寻求保障而向拥有巨大行政权力的政府官员寻求保护，用“付费”的方式向官员寻租权力。从而形成被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称为“软政权”的国家权力状态⒇。这种寻租与付费一方面产生腐败，另一方面会极大地扰乱市场本身的内在秩序。并且，政府成员，特别是最高层的政治领导人一旦运用公共权力涉足私人资本，所谓“国有化”就蜕变成了“官僚化”，因为庞大的国有资本完全被掌握在某些私人集团手里，便会成为私人牟利的工具。终于，到1949年，以孔宋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使得“骑墙”于国有和私有之间的南京政府彻底垮台。从上述可以看出，南京政府的经济作为似乎是一个构建于沙滩上的大厦，内部矛盾重重，外部危机四伏。我们不否认国民政府本身带有某种先进性，至少比北洋政府来说是历史的进步。也不否认30年代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尝试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让国民政府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并为后来的现代化建设打下最初的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做了种种尝试。但是从本文开头提出的两个条件来考量，首先它没有使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从这种“现代化”政策中受益。同时其专制的经济政策同市场化的方向背道而驰，不能产生中国工业化、科技化的内在动力。因而在现实中，经济越是发展，便越是加强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最终导致整个体制土崩瓦解。
三、结论
对1927～1937年南京政府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的分析证明：第一，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只有少数人受益而大多数人被忽视，这种现代化很难持续；第二，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现代经济同国有资本并行时，如果缺乏制约，则有着向官僚资本堕落的倾向。这种情形下，市场化的有效分配途径受阻，工业化也将难以进行；第三，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心应是大部分中国人都参与的，在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之间挣扎选择的历史过程。事实上，我们没有选择资本主义和南京国民政府所盼望的那种现代化。倒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实证：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现代化道路也绝非单一的西方道路。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必须建立起一种使大多数人受益的经济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几代中国人的现代化夙愿。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无疑给了我们一种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行的极富吸引力的启示。 注释：
① 详见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虞和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新思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③ 参见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 吴承明：《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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