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统计效能低下的成因分析

　　1.企业填报数据的真实性不够。企业为了少缴税、或争取国家补贴、或获得银行贷款、或多退税，往往瞒报或虚报，以至于一个企业有多套账，有的是应付财税部门的；有的是应付银行的；有的是应付海关的。这多发生在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中。相对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信息的整体真实状况要好于非上市公司，但10多年来财务丑闻也不绝于耳。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内部原因看，主要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法制观念淡薄。从外部环境看，一是因为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覆盖面不足，且执业不严；二是我国财政、税务、银行、计划、海关、工商、环保、证券、保险等部门的业务统计信息尚未联网，难以起到校验作用。三是整个社会的诚信度差。四是对违法违规的处罚力度不够。基础数据的不真实是导致我国统计信息失真的源头。

　　2.统计部门受各级地方政府的干预较多。目前，除负责城镇、农村和服务业的地方调查总队直属国家统计局管理外，各级统计部门仍是各级政府的组成单位，其人事和预算归口地方政府管理。在缺乏科学政绩观和绩效考核指标不合理的情况下，如果相关指标达不到考核目标时地方往往不顾违反《统计法》弄虚作假，虚报瞒报人为调整统计数据，以达到获得奖赏和晋升的目的。因此有人说“领导出数据数据出领导”。可见，基础统计数据本来就不真实，加上地方政府的人为调整，其真实性就可想而知了。

　　3.核算体系的渐进转轨，两套核算体系的长期并存，使得相关概念、指标需要进行转换和比较说明。这给国际比较和统计分析增加了难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研究逐步采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制定的国民账户体系（SNA，1968年版），即西方体系，但仍以前经互会统计合作常设委员会制定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为主。该体系又称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即东方体系。由于推行SNA需先试点，再推广，很多统计制度、统计方法需重新拟定，统计数据需推算衔接，再加之囿于经济理论上的禁锢，所以直到1992年我国才拟定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但该方案仍保留了一部分MPS的内容，“中国特色”较浓。经过7年的试行，1999年国家统计局决定以1993年版SNA为基础，结合我国的实际，对试行方案进行全面修订。2003年5月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要求，从该年开始实行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即《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与试行方案相比，新体系取消了其中的MPS核算内容，澄清了某些基本概念，修订了机构部门和产业部门分类，调整了基本框架，增加了核算内容，修改和细划了有关表式的指标设置，基本与1993年版SNA相衔接。可见，我国核算体系转轨的时间过长，也影响了统计的效率。

　　4.相关统计指标设置不合理，分类不科学，计划经济色彩较浓，与新的核算体系不相适应。比如GDP支出法中资本形成和居民消费的核算依据，目前我国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前者是按固定资产投资完成的进度进行统计，与资本形成的相关度较低，并且我国按资金来源、按构成（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器具购置、其他费用）划分既不容易准确统计，又与国际上通常按住宅、厂房与建筑物、设备等的分类标准不符。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计算居民消费的主要依据有明显的不合理性。一是在商业企业所有制多元化后，统计资料难以准确收集，特别是农村集贸市场零售额的统计更为困难。二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有一部分是企业和机关团体购买的，从支付环节来作划分是难以做到的。如有大量的个人购买、单位报销的现象。单位购买和支付的部分按会计核算原则计入其经营成本，即中间投入。三是该指标仅包括有形的商品消费，而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在由温饱向小康迈进过程中日益增长的住房、交通、医疗、教育、旅游等服务性消费均不在之列。这与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不符。

　　5.统计方法不一致，直接影响了统计结果的可比性。例如目前我国的价格指数由于建立时间不一致等多方面的原因，有的采用拉氏指数有的采用帕氏指数有的采用定基指数有的采用环比指数；从定基指数看，又有1年、3年、5年和10年不等；从环比指数看，有的以上期为基期，有的以前三年的平均数为基期。由于企业投入产出结构、居民消费结构、进出口结构等引起的权重变化，使得各类价格指数统计结果差别较大，影响了价格指数的分析运用。又如GDP按照生产法缩减后的增长速度与按支出法缩减后的增长速度就有明显的差异。

　　6.常规的月度、季度和年度统计核算的覆盖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