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全面退出论会诱发企业短期行为，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受这种全面退出论的影响，目前企业中，人们普遍有一种动荡不安，人心慌慌的情绪。职工们不能不考虑企业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感到在国有企业干得再好，也没有什么奔头。因为企业迟早总要退出，转让卖给民营企业。“复巢之下无完卵”，企业都要卖了，职工的饭碗也保不住。在这种情绪影响下，企业的一些科研技术骨干纷纷调离，国企技术人才大量流失。就是一些厂长经理们，对企业也是只顾眼前利益，不作长远发展考虑，不图进取创新，无形中助长了企业种种短期行为的发生，影响了企业的稳定和发展。

　　国有企业的稳定，是实现全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关键。这不仅表现为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改革搞好了，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稳定了，可以稳定整个社会一个大面，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拥有一支庞大的产业大军，这支队伍稳定了，整个社会稳定就有了基础。

　　近几年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突发事件增多，可以说与国有企业大规模转制改组，工人大量下岗不无关系。《2001年中国经济与社会预测》蓝皮书显示，“下岗”问题是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较好的国有大企业职工，承受了最重的社会转型压力。这些以往享受着高福利，端着铁饭碗的国企职工，现在因为国家产业布局调整，或因谋生技能不适应，成为市场经济被淘汰的一群，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生活困顿使之难免产生怨忿情绪。此时，若再遭到某种社会不公，这种怨忿很容易通过极端的方式宣泄出来。国家当前将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一方面要继续切实做好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另一方面要坚决反对无原则地大规模改制出售现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防止出现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四、企业效益与所有制并无必然联系，深化改革是国有企业的唯一正确出路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有企业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1929年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空前大危机前后，西方世界的私有企业普遍不景气，破产倒闭甚多。与此相反，苏联的国有企业以惊人的高速发展。40年代，苏联的国有企业成为战胜法西斯的坚强后盾。50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二战以后，西方根据凯恩斯理论和中苏国有企业旺盛势头，也创立了不少国有企业，并在50年代显示了优越性。但是，从60年代开始，不论东方的国有企业，还是西方的国有企业，都没有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进行改革，其管理体制逐渐僵化，既难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又不适应市场的要求，最终使企业失去了活力。对于这个问题，苏联、东欧国家在60年代后期虽然觉察到了，但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加以改革。西方世界80年代在撒切尔夫人的率领下，纷纷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掀起了不小的私有化浪潮。在我国，从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将国有企业改革置于改革的中心环节以后，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初步显出了成效，出现了不少效益较好的企业。但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深层次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所以“国有企业效率差”这个跨世纪的国际难题，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攻克的最后堡垒。

　　从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规律，即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国家处于战争条件下，当市场格局处于卖方市场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发展经营状况，普遍很好；但在经济充分发展的买方市场条件下，由于国有企业承担着部分社会职能，从而致使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要低于非国有企业竞争力，企业经营往往出现困境。要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就必须打破国有企业的传统计划管理体制，冲破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充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马克思在150年前就曾经指出，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靠的就是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

　　可以说，企业效率与所有制并无必然联系，国有企业并非注定就是低效率。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而不在于私有化，国内外大量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例如，原有国有制的英国电信公司，在实行了私有化刚开始的几年，凭其垄断地位将架设新线路的价格提高了2－3倍，服务也不及时。后来，政府支持组建了莫克瑞等一批通讯公司之后，打破了英国电信公司的垄断地位，迫使它提高了服务质量，并降低了服务价格。［4］

　　我国的广东省，最近几年国有企业的经营销售情况一直好于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说明搞好国企的关键还在于改革与管理。

　　再如，我们考察的西北国棉一厂的改革事实，也为这一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西北国棉一厂属大型企业，最近几年，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纺织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首先由于宏观调控的失误，纺织工业加工能力严重过剩，供大于求的矛盾终于爆发，造成产品价格严重偏低；其次是原材料价格成倍增长，产品成本大幅度增加；第三是由于银行体制的改变和职能的转化，使企业的资金周转捉襟见肘；第四是企业非生产人员超编，企业人浮于事现象较严重；第五是东南亚经济危机，使企业产品外销遇到极大困难；第六是企业的历史债务沉重，达2亿元。可以这样说，凡是国有企业这几年出现的困难，都在国棉一厂存在。所有这些增本减收因素的聚合，使企业的生产经营难以为继。而对这些不利因素，一厂人不怨天尤人，不等不靠，苦练内功，励精图治，通过“三改—加强”，使企业走出困境，企业连续三年盈利，且大幅度增加。我们深信，国棉一厂能够做到的事情，其他的国有企业也一定能够做到。［5］

　　经过三年改革脱困的努力，目前国有企业的营运效益有了很大好转，但效益好的基础还很不牢固。因为这两年效益好转的大中型国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债转股和银行挂帐停息的政策优惠，真正通过改革和加强管理获得企业发展的还为数不多，当前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还是改革不到位。

　　变换企业所有制，全面退出竞争领域，决非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有效方式。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深化改革。在宏观方面，入世后要重点解决好政企分开问题；中观上解决好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微观方面，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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