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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沿海沿江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的经济发展的轨迹，不难看出，这些城市无不是首先发展贸易，通过贸易推动交通和工业的发展，再通过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去影响附近地区乃至遥远的内地的。因此，港口和港口城市的概念不同，通过港口的进出口贸易也只是全部贸易的一部分，港口城市的内涵要远远超过港口，二者在和腹地的联系方式及影响内容上必然有所区别。港口和腹地的经济联系基本上体现为货物流与客流，而港口城市和腹地的联系除了货物流与客流，还有各色各样的人员流，其影响则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等等。如果要将港口一腹地研究透彻，就必须放在港口城市一腹地的大格局中；而且，除了研究双方的经济关系，还要研究双方的文化和政治关系。然而，为了便于研究，在前期仍只能将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制在港口城市和腹地之间，通过港口进出口货物流体现的经济关系上。主要方法是，通过对货物流集散的分析确定港口的腹地，再从分析进口商品的销售、出口商品的生产以及货物流的运输入手，探讨港口城市和腹地之间首先通过港口货物流体现的双向经济联系。
二、港口进出口商品和腹地的经济变迁
开埠以后，中国的绝大部分区域，即使是相当偏远的西部地区，通过开放港口以及沿边商埠与国外发生了贸易往来，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在这一方面，北方主要是通过天津港而发生的外向型经济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近代天津港的腹地不仅包括附近的今河北、山西和内蒙古，还包括较远的陕西、甘肃甚至新疆、青海和外蒙古。至迟到1876年，来自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大黄已通过天津出口，西北的皮张、羊毛、羊肠、骨头等畜产品白天津出口的数量也在逐年加大。当时，西北通往沿海的近代交通尚未建成，出口物资外运主要依靠各种传统的交通方式，一再辗转，相当不便。甚至到了20世纪初，新疆、甘肃等地的出口物资运到天津，仍要先用骆驼运到包头，再经包头水运到绥远(今呼和浩特)，然后经平绥铁路运到北京转天津出口[1]。这一事实表明，即使是新疆、甘肃这样极为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人们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强烈欲望驱使下，仍会克服种种困难，将当地所产的货物外运出口。新疆、甘肃如此，那些交通方便或接近港口的地区更是如此。
对于各区域的经济而言，商品进出口是形成外向性经济的主要方式。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当地消费结构因之发生改变，而出口商品带来的利益又会诱导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投入出口生产。同时，近代交通和工厂的兴起也会导致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迁无疑是衡量各地区外向性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尺度。
天津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在开埠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一，生产资料类商品在整个进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增长，价值剧增。在开埠后的头二十年间，此类商品占天津整个进口总值的比重始终没有超过1％。但到19世纪90年代后，此类进口有了明显的增加。1893年，占整个进口总值的15．6％；1898年，达到41．0％；1903年以后，虽然下降到31．8％，但其实际进口值却比1898年要多得多。1903年进口值为5 925 383海关两，而1919年和1931年的进口值又分别为1903年的5倍多和6倍多，分别达到29 844 104海关两和37 446 775海关两。而且，与20世纪初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天津港生产资料的进口种类已比较齐全[2]。第二，生活资料类商品和非正常消费品鸦片的进口值在整个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1863年，生活资料与鸦片的进口值分别占全部进口总值的31．2％和36．4％；1883年，二者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了80．7％和9．1％，一共占了进口总值的89．8％；到1903年，几乎已没有鸦片的进口，而生活资料类商品在进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也下降为39．2％。此后，因进口种类从原先的棉布、煤油、糖等有限的几种，增加了纸、牛乳、蛋类、蜂蜜、咖啡、米、面、酒、其他饮料、香料、食用果品等一二十种，生产类商品进口值有所上升，到二三十年代达到60％以上。1903年，生活资料的进口值为7 312 219海关两；1919年和1928年，分别为1903年的4倍多和10倍多，达到32 039 445海关两和75 181 475海关两[2]。第三，出口值不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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