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21．3％，上升到92．9％；各个部门的经济活动都以不同的形式纳入了国家的统一计划，或者受着计划的指导。我国基本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消灭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第209页) 既然到1956年为止结束了一个历史时期，从1957年起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顺理成章，当然应以在1956年与1957年间断限为宜。

    (三)1967一1976年，对探索的反动与经济曲折、畸形发展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在经济领域内，主要是批判1956年以来，特别是1961年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改革措施。所以是对前一时期所取得的进步的否定或反动。大批判带来经济上的大损失。经济发展经历几下几上的曲折过程。由于不适当地贯彻“备战”方针，使产业结构与生产力布局等畸形发展。具体情况，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因而区分为两个阶段。①1967～1971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内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  “左”的指导思想，经济大下降，到“新的跃进”即新冒进，带来“三个突破”。②1972～1976年，其间虽有“四人帮”发动的1974年“批林批孔”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给经济带来挫折，但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下的经济调整与全面整顿，使经济发展出现转机，取得成效。

    有人主张这个时期的上限断在1966年，上一时期的下限断在1965年。理由有二：一是“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开始的。二是“三五”计划也是从1966年开始的。这后一点理由，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此处讨论前一点理由。我们认为这个时期的上限断在1967年似乎比断在1966年更妥当些。因为若是通史、政治史的分期，以断在1965年与1966年间，或断在1966年5—8月间，是合适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通史，也不是政治史，而是经济史。政治的变动要影响经济的变动，特别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面内乱，很快地影响到经济。不过，这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另外，经济活动一般以年度为周期，在一个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80％以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国家里，尤其是如此。因此，分期断限，除特殊的例外(如建国要标在1949年的 10月，以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一般情况下是按年度的。1966年l～7月，经济形势很好。8月开始的大串连以及随之而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击党政机关，直接干扰和破坏铁路货运和生产指挥系统，对工业生产、基本建设、邮电、商业、外贸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全年来说，经济在继续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较大。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13．4％。其中农业增长9．2％，工业增长15．8％。主要工农业产品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计划。铁路货运比上年增长11．9％，国家财政收入增长24．4％，收大于支171000万元。这和1967年开始的全面下降。财政经济状况恶化，经济从蓬勃发展的趋势到走向灾难，是根本不同的。如果不是以单纯的政治事件为标准，也不是以五年计划起止时间为标准，而是以经济客观进程的阶段性即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为标准，这个时期的起点以断在1967年为宜。

    (四)1977年以后，经济建设走上新道路和起飞的时期。其间经历着转折、调整、改革的过程。①1977～1978年，粉碎“四个帮”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为恢复经济与酝酿新道路的阶段。打倒了“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接着清除“四人帮”的骨干势力，终止了内乱，实现了安定团结。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错误未能认真清理，在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失误，但在思想理论上已开始对“左”的指导思想进行拨乱反正，提出并讨论了经济体制、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等重大问题，为经济发展新道路和实行新的方针准备了条件。②1979～1982年，以调整为主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解决了二十多年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把全党带到向“四化”进军的新的历史进程，指出了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及应采取的办法，实际上指出了应进行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这次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后四个月，正式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的“八字”方针。这条方针的提出，标志着经济建设思想的根本转折。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经历了一个过程。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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