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文以1953年乌拉特前旗的农牧纠纷为契机探讨生态政治。乌前特前旗西部是灌溉农业区，南边是沙漠，1953年南边和西边受到大量外来牲畜的压力，内部许多地区的草原也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将农区的牲畜向外驱逐，同时在内部清理农田与牧场的分界线。旗的边界和旗内农田牧场边界都因此产生了相应的生态政治过程。村庄产生了协调委员会以解决农田和牧场的纠纷，旗边界的争端仍在一般的条条块块的框架内解决。1953年的生态政治仍有其的地方特点。

关键词：半农半牧    政治

从学科意识上讲，生态政治是人类生态学的研究领域，涉及到人类广泛关心的政治与环境治理问题。生态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生态环境长期就受政治的控制。从周礼上的生态保护政策到现代的小流域治理、退耕还林、退耕还牧、退牧还草以及生态移民等影响广泛的政策看，生态政治问题不但是研究中国生态环境史必须注意的问题，也应引起政策研究者们的重视。内蒙古地区的农牧纠纷是一个生态政治问题，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汉文史料主要集中于各种抗垦活动，具体的农牧矛盾过程难以了解。满铁资料关于草原调查和游牧调查方面的内容的确非常好，但也缺少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因为调查者们毕竟不了解蒙族社会。但这种材料在1953年有比较清晰的报告，乌兰察布盟档案馆对1953年的农牧纠纷的档案相对具体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很凑巧的是，档案集中在乌拉特前旗。所以，利用档案资料，对农牧交错带的生态政治问题作一个个案的探讨就有水到渠成之效，通过这一个案的研究，可以初步揭示生态政治的运作形式。[1]

一．生态压力：历史传承与四围形势
从生态学理论上讲，农牧是相互补充的，在中国历史上，农牧关系有互补和矛盾两个方面。但就北方汉民与少数民族而言，却难以形成互补关系，双方长期为草原和农田资源争战。究其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农牧互补往往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内部，既使在农业区，往往只在同一个家庭里，才有互补。村庄内邻居与邻居之间，都可能因牲畜侵占农田而打架，何况在两个民族之间。在蒙古草原上，蒙古族自己的农业与其游牧业也是互补的。但蒙汉之间的农牧互补就很难。人民公社时期，地方领导人曾试图将汉人迁到呼伦贝尔草原实现“农牧互补”，但农民与牧民根本不是生活在一起，最后还造成了麻烦，惊动了中央。[1]（p135）[i]在古代，农牧边界附近甚至发生着不间断的民族战争。清代以前农牧斗争以长城为界，清代中后期以后，汉人进入草原，农牧分界线变成农牧交错带，界面增多，但由于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的复杂，双方的斗争关系也极为复杂。但有一个是众所周知的，就是随着农牧交错带人口和牲畜的增多，生态压力越来越重。

乌拉特前旗当时属于绥远的乌兰察布盟。乌盟的牧区长650公里，南北宽150公里。南部草场质量稍好，北部多荒漠，质量差。因为东部雨量稍高，所以东部草原稍好，而西部的草原较差，。[2]草原类型为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这一地区是最受农业冲击的地区，因雨量和草原产量都低，游牧生态很脆弱，农业的冲击会使游牧业很快退缩变化。除了农田占据耕地外，农民的牲畜也占领草原，农民也向草原索取燃料、饲料等生活资源。由此生出形形色色的民族斗争。农牧纠纷可以说从清中叶就已经开始，1949年前，除了王公和一部分转化成农民的蒙古民之外，真正的蒙古游牧民基本上处于节节败退阶段，他们不得不向北迁移以保持游牧。在东部的察哈尔一带，外来的农民开垦了最好的草场，最优良的草原变成农田。[ii]（P227-228），民国时期，正白旗、镶黄旗牧地被侵占，出现了人畜向北大规模迁移的现象，一度使北部草场的羊密度陡然大增，许多羊也因环境不适而染病死亡。[iii]（P101-119）在察哈尔丘陵的中北部地区，草原的破坏程度小，蒙古人仍在放牧，土地很少，在草原中像皮肤上的搔痕一样。农业村落的外边是耕地，再外边有大量的草原。[iv]当时汉移民的尖兵在德化一带，察哈尔右旗的农牧分界线土牧尔台一带，那里的蒙古人至今仍有冬、夏营地。与现代相比，尽管农牧分界线未变，只是农业的密度大大增加了。据一些现在的一些老人回忆，20世纪50-60年代，察哈尔右旗到处是草坡。当时农牧分界线一带的蒙古人一点地也不种，而现在大多数是耕地。[v]南部地区因牧场被农田切割，原来旗的游牧界限已发生细分化，在正白旗，旗下的弦——相当于苏木这一级，有了游牧界限，各弦的牧民不准越界游牧了。[2]（P358-362，P294）在正白旗、上都旗等地，冬牧场上不再随意游牧，而是划分到户，各自在分得的草场上饲养自己的牲畜，这种牧场还可以让子孙继承。[vi]（P9-11）

这种旗下苏木分界的现象在西部乌拉特一带还没有发生。1939年乌前旗的生态压力似乎并不严重。山田武彦等人从固阳县到安北县，[3]途经乌拉特前旗，他们发现尽管农田与牧场交错，但有许多村落都成废墟。说明当时汉移民的农业固定性不强，在草原开垦的早期，半农半牧一般都是如此，因有大量的土地，农民可以随时迁移。草原中有数百头的羊群，说明草原负载量是相对可以的。在安北，他们汽车行了35分钟，经过地大约有1/4是农耕地，1/4荒地，1/4荒漠盐碱之地，还有1/4是有枳棘的茅草地，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干旱草原。安北县以后属于乌拉特前旗，当时安北县的西南部为半农半牧区，东北一带仍以牧为主。[vii]（P240）处于农牧分界线上，农牧分界线大体上与百灵庙相一致，在现在乌拉特前旗的北部，北纬42度左右。乌拉特中后旗则基本上为牧区。早期的农田嵌在草原中，一般人称其为“飞地”，当飞地连成一片，就形成了农人驱逐蒙古游牧民的局面。[viii]（P165-166）尽管生态条件并不像后期那样严重恶化，但蒙汉斗争却是很严重，蒙古人甚至进乌拉山放牧躲避战乱的蒙古人，乌拉山在乌拉特前旗的中南部，其阴坡有薄层粘性土，植被比较茂密。山谷中也有森林和草原的分布，也可以维持游牧生存。他们在山地草场放牧山羊，每年牧草返青后上山，秋后返回山麓过冬。但进山毕竟是被迫的，山南有更好的草场。“大汉族历史上对牧场的侵占，蒙古被迫只好由南逐渐向北迁移，有的进入深山居住，放牧牲畜，因草场很小，牲畜食草困难。一经降雪，就造成大批牲畜死亡”。北部纯牧区受南部的压力也呈现出衰退的趋势。乌拉特中旗第二努图克巴音布拉嘎查的两个小组，1936年左右有蒙民25户84人，拥有50个蒙古包，46头骆驼，540匹马，506头牛，6780只羊。经过15年，仅剩下10个蒙古包，马22匹，牛52头，羊241只，骆驼全无。人只剩下15户，生活程度日益下降。建国后，随着牧区局势的相对稳定，实行自由放牧政策，一时间，有许多从深山迁出放牧。[9][ix]

自由放牧政策是照顾蒙古人的，许多农区汉人也趁机进入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放牧自己的牲畜，草原的压力顿增。农牧交错带上的各旗县都明显地感受到农区牲畜的压力。与乌拉特前旗相邻近的达茂联合旗，固阳、武川、土默特等农业县的大量牲畜进入这个牧业旗。1953年这个旗有土默特旗的马1763匹、牛76头；武川县的马123匹、牛501头、绵山羊2282头；固阳县的马140匹、牛333头、绵山羊1472头，再加上四子王旗的部分牲畜，共有9262头牲畜在此旗流动，分布在东西350里、南北240里的草原范围内。放牧的人有许多准备长期居住，在此建棚搭圈。因为原地的农业密度相对加大，牲畜已没了草场，“固阳四区百灵淖以北在50年大部是牧场，但到现在全部开垦，郊（较）影响牧区农区的放牧，因此造成他们只好北进入场”，这些人占住了达茂旗南部的牧场，放牧的农民也不愿意离开牧场，有许多人已经迁此好几年了。他们的牲畜就在当地蒙古人的蒙古包周围吃草，使蒙古民大为不满。南部的一部分牧场也被占，尽管他们缴纳一些水草捐，但达茂旗的人宁愿他们离开，认为牧草捐只是暂时居住放牧时当缴的，长期居住则不行。所以，这一年旗政府代表牧民向上级反映强烈要求回南地放牧，也就是要求驱逐汉人南归。[x]既使是以前因习惯长期在达茂旗放牧的，政策上可以照顾的外地人也与当地政府发生了纠纷。固阳县德和村的地主韩根保在1943年以前就有牲畜牛羊三千多头，在达茂联合旗放牧已有十余年。1953年达茂旗准备以斗地主为名将韩赶回固阳县，但引起德和村民的恐慌，德和村荒地开垦完毕，没有草坡，如果韩将牲畜赶紧回，将直接引起德和村的农民的牲畜吃不上草。最后固阳县要派人到乌盟联系，希望达茂旗能在沿边地区收容地主和其畜群。[xi]包头市郊区的生态压力也很大。因郊区狭小，没有放牧的草滩，有些群众向乌拉特一带渗透放牧。1953年夏天，乌拉特中后旗的牧区要驱逐包头市农民的牲畜，令这些农民十分为难。因为为炎热的季节赶回牲畜，而本地又无储草，又无放牧地，势必造成大量牲畜死亡。最后包头市与乌兰察布盟联系，希望就地解决。[12][xii]

乌拉特前旗所面临的外来牲畜压力是最大的，因乌拉特前旗的西部是农业密度极大的五原县，五原县属于河套农业区，因为河套灌溉区几乎没有牧地留给农民放牧了，五原县为了排解生态压力，肯定会首先向乌前旗转移牲畜；在乌前旗的南方是黄河和乌布齐沙漠，生态脆弱。当时的米仓县，即今之杭锦后旗，一遇到自然灾害和农业的压力也马上向北转移牲畜压力。这一切都在1953年达到高峰，乌前旗集中了外来的牛、羊20万头左右。这些牲畜基本上属于现代乌前旗内部和安北和绥西等县。[9]形成了空前的生态危机。当时，在一个地区形成特别强的牲畜压力，这就是在“该旗乌拉山前东西百余里，南北平均三里狭长地带里”，外来的牲畜加上本地由于历年开垦所排挤出去的牲畜，共有“十万多头牲畜”，根本不是放牧，简直是践踏牧场。[xiii]许多村庄在压力下有大量的牲畜死亡。在乌拉特前旗的第一努图克小庙子行政村，1953年上半年“死羊最多，至五月统计已死羊582只，其原因，主要是环境地域牧场狭小造成的，该村牧场位于乌拉特山前，南北宽四里，东西长十里，计四十平华里的牧场。东西南坡农田控制不得发展，北上高山更不适于放牧，如此小的牧场，供给该村牲畜二九五一只的吃草是不足供应的，约一亩地就有一个半牲畜吃草。且牧场中横着包宁公路，以北三里的土质砂石甚多。不利于牧草生长。公路以南十里多的牧草中部为枳棘，大部为寸草，牲畜虽在吃，但惟牧草不多不能解决全部牲畜饲草问题”。[xiv]在本旗处于高度压迫的形势下，前旗政府不得不做出驱逐外地牲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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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项目：教育部十五规划“近代蒙古草原土地利用和农牧生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171090。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时的乌兰察布盟辖有四子王、达尔罕、茂明安、乌拉特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等6旗。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平地泉行政区建制撤消，所辖地区归乌兰布盟管辖。同时，乌兰察布盟原辖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划归巴彦淖尔盟。关于乌盟当时的牧区状况，见绥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畜牧局：乌盟牧场情况介绍[A]，1953年7月4日。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7-7-177。

[3]安北县原为安北设治局，日占时期升县，在乌拉特前旗的中部，1958年撤消，并入乌拉特前旗。见郑宝桓．民国时期政区沿革［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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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以北牧业区农牧关系的报告的批示，1963年八月二十五日[A]．苏启发．《内蒙古畜牧业资料选编》第一卷．综合[C]．呼和浩特：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委员会，1987．

[ii] 满铁调查部．北支那畜产调查资料［Ｍ］．大连：满铁调查部，1937．

[iii] 满铁经济调查会．察哈尔省畜产资源调查报告书［Ｍ］．大连：满铁调查部，1936．

[iv] 常木胜次．内蒙古の一年间［Ｍ］．东京：日本出版社，1942．14，17．

[v] 王建革.牧区采访日记，2003年11月27日[Z].访察哈尔右翼后旗的老人.

[vi] 东亚研究所．内蒙古の农牧业（中间报告）——内蒙古の一般调查の一部［Ｍ］.东京：东亚研究所，1941．

[vii] 山田武彦．蒙疆の农村［Ｍ］．大阪：锦城出版社，1943．

[viii] 山田武彦、关谷阳一．蒙疆农业经济论［Ｍ］．东京：日光书院，1944．

[ix] 绥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畜牧局．乌盟牧场情况介绍, 1953年7月4日［Z］．．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7-7-177.

[x] 达茂联合旗人民政府报告，1953年8月28日[Z]乌兰察布盟档馆，32-2-121.

[xi] 绥远省人民政府：为通知在不影响蒙民放牧的原则下解决固阳韩根保等三千牛羊的放牧问题由,1953年6月11日[Z].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2-2-121.

[xii] 包头市人民政府.为关于包市群众在乌盟所属地区放牧问题希请研究解决由,1953年8月24日[Z].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2-2-121.

[xiii] 绥远省人民政府.关于重申保护牧场指示，1953年7月27日[Z].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2-2-121.乌兰察布盟档案

[xiv] 绥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畜牧局.乌盟牧场情况介绍，1953年7月4日[Z].乌兰察布盟档案馆，37-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