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1874)年六月下旬，吴焘路经德阳，得知当地稻谷亩产量，并将其与长江下游地区作过对比：是时苏州、松江、镇江，上等田亩产稻谷3～4石，不及德阳等地。德阳县的稻谷亩产高于李文治所收集到的四川省外任何地区之数。而一般来说，整个成都平原(和一些条件较好的丘陵区)的水稻亩产皆可能达到(或接近)德阳县的水平。

    据光绪《彭县志》卷3，该县上田每亩产米1．2市石，中田1市石，下田0．8～0．9市石，按当地每市斗折官斗2斗计，就是1．6～2．4石。按官定“一米二谷”的比例折算成谷，以仓斗计，则上田可至4．8石，中田4石，下田可至3．2石。遇上丰年，亩产更高一些。上田收2．6～2．7石，下田2石左右；以官斗计，上田5．2～5．4石，下田3．2～3．6石。该县周姓老农，精于农事，每亩产米达1．5～1．6市石，乃至1．7～1．8市石，折合成稻谷并以仓斗计，是为6～7．2石。[4](p87)该亩产量，已达到并略微超过德阳县的数据。

    再如道光年间，新都县有一份学田120亩，年租171．3石①，平均亩租1．429石，若以额租一倍计产，当为2．856石。新都与彭县同属成都平原，两县接壤，习俗相近，皆以市斗计量，故此数若以仓斗计，应为5．712石。且另有资料称，新都县引都江堰水以行灌溉的稻田，“其收皆二钟”②。有学者确认：2钟已达6石多[5]。这120亩学田，平均亩产5石多，是不难办到的。

    早在康熙年间，四川盆地“小民之家，有种数斗而获数十石者，有种二三石而获数百石者”③。雍正十一年(1773)十月，粤督鄂必达在给皇帝的密折中说：“粤东民人人川成家甚众，”因为“川省膏腴，每田种一石，可收谷百余石”④。这两条材料所指的，很可能是成都平原的情况。收、种之比达100，则产量一定很高。但到底亩产多少，却是疑问，暂设为X。只要找到收、种比例与亩产之间相对应的数量关系，就能够算出X的值。

    何炳棣曾经遗憾地写到：“四川和湖南、云南、贵州等省份一样，完全缺少折亩的参考资料，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开发相当晚，土地统计不是以亩为基点，而是以对播种或收获的面积作粗略的估计为基础。”[6](P136)这种现象往往构成学术界研究亩产量的障碍。即使略有蛛丝马迹，亦未可轻易放弃。在川西地区，万幸有一点零散的资料，朦胧着亩产与收种比例之间的关系。

    关于清代川西高原的土地生产效率，只可参考民国年间的一些调查材料。虽然这些调查进行的时间稍晚，但该地区在清代的生产技术水平不会与民国时期发生大的变化。作物的收获量与种籽之比，在水桥子为3～4，长春坝平均为5，郭卞为6，大寨为10，暇拉沱为7～15，道孚平均为10，甘孜为10～15。⑤今取中间数9。而嘉庆前后，川西北羌、藏地区，青稞、小麦亩产一般为50千克左右。[7](P226)

    这样，结合上面提出的条件，则有9：50=100：X。解之得：X≈556。清初四川田地失耕，草木腐朽，地力得到休养，提高了肥力；加上康雍之时，移民的开创精神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他们勤于耕作，善于种田，盆地内个别地方水稻亩产达到或超过500千克，未必完全是夸张其辞。但是，为了审慎起见，姑且将其折半计为278千克／市亩。

象上述德阳、彭县、新都等地这样比较清楚的记载，实为凤毛麟角。不过，差强人意的是，通过租谷与亩产的关系，亦可找到接近稻谷亩产的一条曲折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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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道光《新都县志》卷2。

    ②  民国《新都县志》第2编。

    ③  民国《遂宁县志》卷7。

    ④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

⑤  郑象铣《西康高原区之农业与移殖》，见《边政公论》第2卷第11期。按，水桥子等7个地方，在今甘孜州境内。

 以上12个亩产数据可分为两组：第1～6号为成都平原组，第7～12号为四川盆地一丘陵组。上述彭县、新都县的水稻计量。在成都平原是极有代表性的。换言之，该平原区稻谷应当皆以仓斗计，故第1～6号亩产数字加倍。在第二组数据中，第9号达6石多，计量应是仓斗①，第8、10、11号之计量亦极可能与之相同。第7、12号则全在两可之间，为保守起见，不作折算，权且认其为仓斗。

    关于当时收租额与亩产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亦值得重新加以考虑。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学术界习惯于采用对半租来进行有关统计分析。的确，地租额有时达到甚至超过产量的50％，但在清代大部分阶段的正常情况下，对半租是偏高的估计。②

道光年问，忠州书院有9块田的稻谷总产与租谷额有明确记载。

 以上12个亩产数据可分为两组：第1～6号为成都平原组，第7～12号为四川盆地一丘陵组。上述彭县、新都县的水稻计量。在成都平原是极有代表性的。换言之，该平原区稻谷应当皆以仓斗计，故第1～6号亩产数字加倍。在第二组数据中，第9号达6石多，计量应是仓斗①，第8、10、11号之计量亦极可能与之相同。第7、12号则全在两可之间，为保守起见，不作折算，权且认其为仓斗。

    关于当时收租额与亩产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亦值得重新加以考虑。以前很长一段时期，学术界习惯于采用对半租来进行有关统计分析。的确，地租额有时达到甚至超过产量的50％，但在清代大部分阶段的正常情况下，对半租是偏高的估计。②

道光年问，忠州书院有9块田的稻谷总产与租谷额有明确记载。

 上列30个数据出现的地点，明显集中在四川盆地的平原—丘陵区。它们可按清前、中、后期，初步划分为三组。第1～5号为前期，第6～12号为中期，第13～30号为后期。后期资料较多，咸丰朝历时不长，数据暂缺，但对于粗略分析不会影响很大。前期没有明确属于顺治朝的数据，好在有第1号可勉强作为代表。最令人遗憾的是，乾隆时期长达60年，四川尚无水稻亩产资料出现——也许因为当时四川农业兴盛，人们通常不容易想到粮食会成什么问题，也懒于去关心此事，更不用说调查产量了。乾隆紧随雍正之后，而步嘉庆之前。就粮食产量的一般情形来说，雍正时期与乾隆前期、乾隆后期与嘉庆前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又，第1号数据也可能携带着乾隆时期的信息。且嘉、道两朝在表内未完全分开。出于这些考虑，故略微注意三个时期前后勾连，不作截然的、绝对的划分。具体而言，前期(顺康雍三朝92年)仍为第1～5号，后期(道咸同光宣90年)仍为第13—30号。但中期(乾嘉两朝85年)的前后两段稍作延伸，即为第5～13号，再加上第1号。各期数据加权平均，得到清代四川盆地平原—丘陵区水稻亩产为：前期4．382石，中期4．656石，后期4．351石。上表30个数据加权平均，得到整个清代四川盆地平原一丘陵区水稻亩产的平均值为4．379石。

至于双季稻，只在川南少数地方出产，对全省影响甚微，故略而不计。

    (三)粮食亩产

    在基本解决水稻亩产问题之后，就应当转入旱地粮食作物的产量方面，以求得粮食亩产。

    四川普通早粮的亩产记载寥寥无几，万难据以直接着手考察全省情况，只好退而求其次，采用间接的测算方法。江南地区春花亩产量折合成稻谷，通常为秋季亩产的一半左右[8]。从民国初年全国各省小麦产量来看，四川与苏、鄂、徽俱名列产量最高的省份之中[9]，相互差别不大；且四川盆地平原与大多数丘陵区的复种程度并不逊于江南，故一般小春作物亩产量折合成稻谷时，基本上可以按照江南的标准。但清代四川盆地的冬水田面积较大，粗略估计为稻田的50％，水旱两季田亦为50％。故小春粮食平均可折合稻谷1．095石。宁可等认为，可以将全国水田旱作亩产从低估计为1．1石左右[10]。因此，这里的1．095石，诚不为高。

    设水稻亩产为a，四川盆地之平原一丘陵区粮食亩产为b，则有公式b=a×25％+(a+a×25％)×25％+a×50％×50％=0．8125a。

    结合前面的数据，四川盆地之平原—丘陵区粮食平均亩产为b=0．8125×4．379≈3．558石／清亩，约合270．03千克／市亩；前期为b1=0．8125×4．382≈3．560石／清亩，约合270．21千克／市亩；中期为 b2=0．8125×4．656≈3．783石／清亩，约合287．10千克／市亩；后期为b3=0．8125×4．351≈3．535石／清亩，约合268．29千克／市亩。

    盆地周围山区的水稻亩产，记载极为罕见。民国时期的广元县，“大抵类占谷每亩可刈净谷一石三四斗，白谷止一石二斗许”①。参考这一条资料，将清代盆周山区水稻亩产估算为1．3石。至于小春作物亩产折合成稻谷，以秋季产量的50％计；估计该区水田占耕地的30％，其中50％为冬水田，则该区粮食亩产为1．3×30％×50％+(1．3+1．3×30％×50％)×30％×50％+1．3×50％×70％≈0．87石／清亩，约合66．03千克／市亩。

    川西高原多处高寒地带，农耕区一年多种一季旱作物(青稞、小麦等)。仅据前文所述，以亩产50千克肺亩，作为清代该区粮食亩产的参考数字。

    四川耕地面积的分布情况大致是：盆地之平原一丘陵区约占75％，盆地周围山区约占17％，川西高原约占8％。[11](P16)盆周山区与川西高原的有关资料太少，故而权且认为这些地方在清代的粮食亩产变化不大。

    至此，将以上三个地区合计，初步得到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为270．03×75％+66．03×17％+50×8％≈217．75千克／市亩。同样可以算出，清前、中、后期的粮食亩产大致分别为217．88、220．55、216．44千克／市亩。

这里还要考虑玉米、番薯这两种高产作物对粮食亩产的影响，对上面的数据略加修正。清前期，玉米、番薯在四川种植稀少，故可忽略不计。清中、后期(特别是乾嘉拓殖期间)，人们进一步开发高丘陵和山地，推广玉米、番薯。赵冈等认为，玉米、番薯占粮地比例与其对粮食亩产的贡献有正相关关系。清代全国种植玉米、番薯，约占粮食用地的4．72％，使粮食亩产增加18．76市斤／市亩，[3](p64)合9．38千克／市亩。四川农民对玉米、番薯的栽培范围，从而对粮食亩产的推进力度，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一些。如宣统二年(1910)，全川共种番薯605万清亩、玉米687万清亩，共计1 292万清亩，占粮食用地9545万清亩的13．54％[12](第16～18表)。清末以前当不至有如此比例，姑且减半，以6．77％计之，则玉米、番薯使四川粮食亩产增加9．38×6．77％÷4．72％≈13．45千克／市亩。现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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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国《广元县志稿》卷11。

半计之(6．73千克／市亩)，分添到清代四川中、后期；①并以其1／3(即4．48千克／市亩)加到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之上。

经修正，清代四川粮食平均亩产约为222．23千克肺亩，而前、中、后期的粮食平均亩产分别约为217．88、227．23、223．17千克／市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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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后期，四川玉米、番薯的种植面积应大于中期，但中期新开发的边际土地，其自然肥力较高。故此处将两者拉平，对半分添。

②  按，若将这三个数据加权平均，得222．77千克／市亩，与222．23千克／市亩误差不大，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