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文革命，给当代中国城市景观建设以许多启迪，作者呼吁中国当代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学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继续接受五四精神的洗礼,必须怀抱两大危机意识：民族身份危机和人地关系危机。现代设计学必须抱有“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新的社会和土地的伦理，设计和创造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这种新伦理体现在尊重平常与平民，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以获得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

　　1．关于新文化运动与现代设计学

　　关于设计学科（建筑、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的现代化问题，建筑学方面的讨论已经有不少了。但在景观、或者说风景园林方面的，还远远没有引起重视。也难怪，生在今日的中国，做一名景观设计师是幸运又痛苦的：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有以往几代人都没有的实践机会；痛苦的是，这个时代的变化是如此的剧烈，在混乱的学科定位面前，在如过江之鲫的流派、风格、理论面前，我们又很难把握。思考的高度、时间和深度都局限着理论的总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笔者深信，立足本土，扩大视野，站在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高度进行反思，有助于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潮流,早日实现设计学科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五四”开始，八十五年过去了，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20世纪一切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自五四始”（张静如，1999）。“五四”精神，关于新的文化、新的语言、关于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永远值得追怀。正如有学者指出：“'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青的人自愿为它而推动。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不完的事业”（周策纵，1999）。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现代化的目标只在白话文里得到最完全的体现，我们的小说，我们的散文，我们的诗歌是最早实现了现代化的模范。

　　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运动，它起初试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公平。广义上讲，是一场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革命，倡导全方位现代化（周策纵，1999）。既然如此，我们当然期望它也推动了设计学科的现代化。八十多年前的1910-20年代，中国的设计学还在痛苦的草创之中，在现代建筑被动输入的情况下，一切还处于一片蒙昧。只是在“五四”这“铁屋中的呐喊”过后，中国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们才浮出海面，不能说他们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但时间的阴差阳错、建筑文化的特殊性使他们选择了多种不同的道路，一些人探索继承传统建筑，一些人探索中国的现代建筑，还有一些人则开创性地整理和保护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详参邹德侬，2003，1-40）。无疑这些工作都是当时迫切需要进行的，正是先辈们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形成今天设计学科的成就和发展。回顾历史，先辈们的伟岸身影仿佛在召唤我们去完成他们未竞的事业。

　　八十五年过去了，从新文化运动的宏伟目标来看，就我们所关心的设计学科成就巨大，但是，也应该有更多的期待。特别是中国的园林，几乎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成为封建士大夫文化和精神的最后避难所（在此申明，决不是要砸烂这些园林，珍惜和保护文化遗产本身是现代设计学的重要精神）。我坚信，真正的实现全面文艺复兴机会是在当代中国，而在设计学中尤其如此。我们有理由继续高唱新文化运动之歌，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边缘时代。

　　2．认识危机是复兴的起始，当代中国面临两大危机：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

　　传统上，我们这个行业是不喜欢有人谈时代背景、谈理论的。我们习惯的是一上来就画，就展示一点徒手能力，“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好的图画”，但面对中国这样一张饱经沧桑的纸张，我们仅仅有一点工程师的知识、有一点美术功底恐怕是不够的。如果说五十年代陈占祥先生提出不要让建筑师变成描图机器（陈占祥，1957，参杨永生，2003，147-148），是呼吁回到设计学科本身的话，在设计人员的自由度大大增加的今天，恐怕更需要一种大的、不局限于设计学科本身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