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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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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就当代宗族复兴的原因、宗族由传统向现代变迁、宗族与农村民主政治的关系、宗族与社会经济和宗族与现代化的宏观思考等五个问题，对学术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农村宗族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较系统的回顾和梳理，进而对研究中存在的某些误区和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了粗浅的探讨。我们认为：当代农村宗族的研究，既有实证研究的不足，也有多视野、多角度综合研究的缺乏，更有漠视处于特定生存环境下的农民政治经济利益诉求的问题；研究要继续深入与取得新突破，我们应摒弃自我文化优越意识为特征的贵族思维，克服“封建宗族论”和农民政治意识落后论等思维惯习，正视城乡社会生存方式与社会利益的多元选择；把农村宗族的研究和它的利益主体农民紧密相连而不是割裂与农民的关系，从而克服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农村宗族问题。
关键词：农村； 宗族； 农民
The Review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bstract: The article has a review and combing on the study of five main aspect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rural clan since 1990s including the causes of the revival of contemporary rural clans, the change of rural cla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lans and rural modern democrac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lan and social economy, and the macro-argu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lans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n some discussions have been made on the shortage of research or aspects without deepening. Based on the review,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not only does the stud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rural clan exists both the shortage of the positive research and the deficiency of multi-scopes and multi-angles, but also has the problem of ignoring the rights in politics as well as economy of peasants in special survival circumstances. And we argue that, if the research is to be deepen in further steps and breakthroughs are to be achieved, something must be done: to reject the noble-like thinking characterized by the sense of ego-superiority of self-culture; to get the better of the thinking habit such as the argument of feudal-clan, the argument of backward politic ideology of the peasantry；to relate rural clans to the peasantry, their subject of benefits instead of splitting them, and regard the multi-choices of ways of the existence and social benefits of rural society as well as urban society, thus to overcome the static vision on looking at the rural clan.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学者们之所以重视该问题，不仅由于它的学术价值，更由于它具有的强烈的现实意义。自20世纪初开始尤其是5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就已经被表述为一种落后、封闭甚至反动的封建糟粕，并通过国家政权在政治上、组织上给予其摧枯拉朽式彻底打击；与此同时，国家通过强大的政治舆论宣传将这一观念牢固确立，使人们对宗族形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思维定势。农村改革兴起后，农村宗族组织及其活动在中国商品经济最为活跃的东南地区的普遍复兴，给了这一思维定势以强烈的冲击，进而引起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和反思；进入8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村民自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作为一种农村社会群体形式的宗族组织自然又与村民自治自觉不自觉地缠绕在一起，如何评价宗族在村民自治进程中的角色和影响便成为一个更具有现实性意义的话题。本文拟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的几个主要问题的研究现状加以疏理，进而对研究中存在的某些误区或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作简要探讨。
一、当代宗族复兴原因的探讨
改革后，早已被世人定性为封建糟粕的农村宗族为何迅速复兴，首先成为研究农村与农民问题的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王沪宁、钱杭、王铭铭等学者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代表。
王沪宁先生侧重于从经济因素和行政体制方面探寻农村宗族复兴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因素是根源：“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中，没有形成什么足够的力量能冲击家族文化，主要是没有形成什么强大的物质生产力；”[1](p6)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行政控制的弱化和退出，使亲属和家族意识与权力得以滋长，因为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使必要的生产协作变得必不可少，但是集体经济管理手段的削弱，促使家族成为承担协作任务的当然主体，从而“造成家族势力的抬头”[1]（p64） 。
钱杭学者主要从文化的意义上对农村宗族的复兴进行解释。他认为，宗族继续存在的理由不在于其外在的功能，而主要表明的是同族成员共有的一条文化上的根。这条根构成了他们现实存在的价值源泉，因为在目前的社会格局中，宗族是几乎唯一可以真正与他们自己的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自治性的形式。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历史感和归属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连接传统与现实的中介，实现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道德感和责任感[2](p22-29)。
王铭铭先生以及朱虹先生则倾向于从功能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宗族复兴的原因。王铭铭认为，宗族共同体之所以复兴是因为宗族能够满足人们在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以及精神上的某些需要。作者指出：1979年改革以后，合作和互助出现了新的问题：经济改革导致家户经济的再兴，同时导致政府的“公有”力量的部分消减，尤其是政府以往对经济合作和农村公益事业的直接干预被撤销，不仅生产成为个人一家户的事，公益事业和社会互助亦变成民间的事。这一状况为民间传统社会互助制度的恢复提供了一个“自由空间”[3](p63-64)。朱虹则指出了宗族复兴的经济效应因素。他认为返乡寻宗祭祖的华侨能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基层政府对村民宗族活动往往采取默许甚至支持的原因与招商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也有相当关系”；同时，宗族力量在维护农民经济利益，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当上级不顾民意随意委派村干部，或者基层部门乱摊派、乱收费肆意加重农民负担时，宗族有一定的力量加以抵制，而没有归属于宗族组织的个人与家庭则是无力与之抗衡”[4]。
此外，买文兰和余红等学者还从农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极因素和精神生活的不足方面入手，探讨其对农村宗族活动复活的促进作用。关于农民精神生活的不足，买文兰认为，农村青年缺乏精神文化生活，而宗族势力利用宗族文化则较易将族人聚集起来；农村社区文化的宗族色彩日益浓厚，如利用祭祀、族戏、婚丧嫁娶等，宗族文化的糟粕冲击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5]。余红则认为，农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极因素也促成了农村家族势力复活的出现。他指出，传统的宗族文化，宗族意识和宗族情感中蕴含着中国农民对“本体性 ”的需求，即对人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心理上的满足，这种宗族心理使得族人即使远离家乡，也与宗族乡情心心相印。改革开放以来的寻根热，一方面慰藉了自己远走他乡的漂落感，重温了血缘亲情，另一方面也可以了却感情负债；另外各地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对这种宗族乡情起推波助澜的作用[6]。
总之，从现有研究的总体上看，学者们对宗族复兴原因的研究与探讨，其触角已深入到政治结构、经济体制、社会功能、文化传统、精神心理等各个层面，展示了宗族复兴的原因不是一维的，而更可能是多维的，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学者的分歧主要源自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有的从积极和正面的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消极负面的角度给予解释；目前还缺乏在上述各个层面基础上的综合性研究；因此，宗族复兴的根本原因（或主要原因）问题的研究还有待加以系统综合和进一步深化。从已有研究成果的思路与内容看，虽然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农村宗族在改革后的普遍复兴绝不会是一种偶然现象，必定有它存在的深层次的原因和合理性因素，但是同时又都认同，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商品经济的不发达等原因也是农村改革后宗族文化复兴的主要因素。显然，学者们没有很好地正视：农村宗族组织及其活动正是在中国商品经济最为活跃的东南地区普遍复兴这一活生生的事实，因而没有能反思学术界长期形成的所谓关于家庭“小农经济”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传统结论，进而也就没有能回答农村宗族组织及其活动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至于有的学者把宗族复兴视为农民精神心理的消极因素或指为封建糟粕的复活，则更显得简单粗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研究宗族复兴原因之时，学者的研究很少从关注农民方面的政治需求出发。众所周知，农民与工人、商人、知识分子和政府公务员一样，同属不同的利益阶层；农民既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利益阶层，又是社会各阶层中的弱势群体，面对市场体制的建立，一盘散沙式的农民群体更迫切需要代表自己利益的社团组织，但我们的社会却唯独九亿农民没能允许有合法的政治社团组织。其实，没有政治社团组织，并不等于农民没有自己的政治要求；于是，在一些传统宗族文化发达的农村，宗族作为农民可资利用的一种宝贵的传统组织资源，便成了农民们在当前社会政治格局下实现有形无形的、天然廉价的自我组织形式。因此，如何让众多而分散的中国农民实现现代组织化，农村宗族问题的学术研究是应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贡献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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