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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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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长篇新作《檀香刑》，标志着其创作的重要转向，由先锋实验转向民间，转向传统，在其创作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继余华之后又一位当今小说大家的成功转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创作走向的一个路标。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有意识排拒，对本土创作资源的自觉吸收和再创造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而《檀香刑》丰瞻的意蕴内涵和精妙的叙事艺术对读者构成一种挑战，它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性，这种挑战不仅是指解读上的困惑，也是指触目惊心的血淋淋文字对读者神经的一种折磨、考验，甚至是对阅读行为本身的一种挑战，因为它更多的是诉诸人的听觉，是声音的艺术，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分析这部小说。
刑场 狂欢
还记得令莫言声誉鹊起的小说《红高粱》中剥人皮的场面，它那津津乐道的文字为人所诟病，岂料此后，暴力、血腥、死亡成为先锋作家的共同嗜好，俨然文坛一大时尚。与《檀香刑》中蔚为大观的刑场刑罚相比，剥人皮表演实在是莫言的牛刀小试，偶露峥嵘，也许莫言是当代“刑场文学”的始作俑者？中有余华的《往事与刑罚》、《一九八六》、《现实一种》和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的推波助澜，至《檀香刑》才集“刑场文学”之大成，叹为观止。
小说中有六大刑场处决场面：赵甲看刽子手处决犯人；刽子手余姥姥腰斩国库库丁；余姥姥和赵甲到宫内，在皇帝面前用“阎王闩”处死太监小虫子；赵甲斩首“戊戌六君子”；赵甲凌迟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钱雄飞五百刀；赵甲给孙丙上檀香刑。行刑的场面越来越壮观，行刑者的技艺越来越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小说接连不断地蓄势、铺陈，直至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檀香刑。莫言以神来之笔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于历史、权力、民间、人性间，酣畅淋漓地解剖了纠结在刑场行刑之上的权力、历史的幽深晦暗，刽子手处决犯人之时正是莫言剥离权力、历史之时。《檀香刑》以刑罚命名，书中的种种行刑场景无疑是华彩乐章，它们展现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奇异运作、“政治躯体”的充分表演、历史书写的吊诡和刑场（广场）狂欢节对权力的颠覆。
无论是咸丰、慈禧、袁世凯还是德国总督克罗德，他们极尽刑罚之能事，无非是显示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及对围观者的震慑以起到杀一儆百巩固权力的意图。如果说皇帝的肉体是有形物质和无限权力的二元性的复合物，是权力过剩的肉体，那么，作为皇帝对称而颠倒的形象的罪犯，其肉体就是显示权力匮乏的微不足道的肉体。（1）因其微不足道和任由处置、宰割的处境，戊戌六君子、钱雄飞、孙丙的肉体就成了统治者想方设法演练权力的所在。正如福科所言，在过分的酷刑中包含着一整套的权力经济学。它将胆敢践踏法律的臣民与展示具有威力的全权君主之间的悬殊对比发展到极致。它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的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因此，酷刑极刑又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2）这一意图和死亡降临的无限延宕使行刑成了可量化、可控制、可调节的制造痛苦的行为艺术，根据肉体效果的类型、痛苦的性质、强度和时间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罪犯特点的不同,这个行为艺术的每一次表演各异。这种酷刑的残酷性、展示性、仪式化、力量悬殊的演示等特点使之具有了”观赏性”,满足了统治者看一场独一无二的大戏好戏的心理,统治者在看戏之中体味自身权力的至高无上,这种观看需求刺激了刽子手赵甲的想象力、创造力、表演欲,使刑罚不断花样翻新精益求精。
在公开处决中,旁观者和围观的民众是行刑不可缺少的主角,他们是权力威慑的对象,统治者从他们的反映中再次验证权力的威力无比和自身的至高无上。刽子手处决太监和钱雄飞时,旁观的太监、宫女、大臣、新军官兵吓得面如土色,胆战心惊。但是对围观的草民百姓而言,由于处于权力辐射的边缘,这种威慑已效力甚微,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趋之若骛地奔向刑场,是为了看一场大型戏剧仪式,一场酷烈的人生景观,“在那里他们能够发现有罪和无罪,过去和未来,人间和永恒的秘密。观众所感兴趣的是揭示真相的时刻: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哀号,受难的持续时间,挣扎的肉体,不肯离开肉体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符号。”(3)这是福柯的剖析。“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面对着被刀脔割着的美人肉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凌迟美女,是人间最惨烈、凄美的表演。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这是余姥姥行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的一个道理。在刽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的大戏中,犯人现出瘫倒在地的孬种相,看客们就鼓噪鼓动加油,让他扮演一个英雄好汉(第一场刑罚),刽子手余姥姥腰斩犯人失手,犹如名角唱破嗓子,他们就喝倒彩、起哄,以至余姥姥在凌迟美人时担心,如果活儿做得不好,愤怒的看客就会把他活活咬死。莫言笔下的看客与疾首蹙眉的鲁迅先生笔下愚昧麻木的看客迥然不同。莫言笔下的刑场景观与国民劣根性无涉,看客们的出色表演,使本来只应显示统治者威慑力量的处决仪式,变成一个狂欢节庆典,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成英雄,是非荣辱、权力秩序及其符号均被颠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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