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视社会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1949年以前学者们就程度不同地有过相当不错的理念和著作。吕思勉、顾颉刚等人曾在自己的研究中涉及社会史的内容。1948年，吴晗、费孝通等人组织过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的讨论班，历时半年，中心内容是在中国传统结构中皇权与绅权怎样合作和冲突，它们的性质如何，又如何演变，旨在运用功能学派的方法，通过分析权力结构来认识传统社会。据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1），1911年至1949年，国内学者共出中国社会史书籍114种，1949年至1956年共出版58种。不过，这些著作绝大多数属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范围。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中在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发展起来的。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在从政治史角度研究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的过程中，不少学者对秘密社会史发生兴趣，在民间秘密结社尤其是天地会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卓越的成就。天地会研究开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先河，成为新中国社会史研究起步最早的领域。1950年至1976年期间发表的专著有：《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2）（谢兴尧）、《苏松太会党起义》（3）（吕舜祥）、《上海小刀会起义》（4）（方诗铭）等等。60年代初，大陆学者就会党问题展开了学术争鸣。争论主要集中在会党的成分、会党的性质两个方面，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见解，例如荣孟源、魏建猷、邵循正对天地会成分和性质的分析，陈守实对明末遗老创立天地会的传统观点的批判，都有相与的意义。

　　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影响最人的观点是“康熙甲寅说”（1674年）和“乾隆二十六年说”（1761年）。

　　“康熙甲寅说”的首倡者是罗尔纲。1932年，广西贵县修志局在搜集当地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天地会秘密文件，罗尔纲将这批文件抄录下来，后来，他先后发表《〈水浒传〉与天地会》、《明亡后汉族的自觉和秘密结社》两文，提出天地会是在康熙十三年由汉族反清志上创立的。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的支持，并从不问的角度加以论证。

　　1964年，蔡少卿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中认为，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漳浦和尚万提喜创立。蔡的根据是清朝档案和汪志伊上奏的《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1979年至1986年间，秦宝琦连续发表文章支持“乾隆二十六年说”，他的主要依据是新发现的档案资料。1983年以后，郝治清连续发表了《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论天地会的起源》、《天地会盟书誓词辨证》、《略论天地会的创立宗旨》等文，多方面地论证了“康熙甲寅说”，他的主要依据是“西鲁传说”和“严烟供词”。

　　在天地会的性质问题上，影响最大的是“反清复明说”与“团结互助说”。对反清复明说作出学术解释大约要从罗尔纲开始。三四十年代，罗尔纲、萧一山、周贻白分别写了《〈水浒传〉》与天地会》、《天地会起源考》、《洪门起源考》等文，都认为天地会是明朝遗民或郑成功创立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团体。罗尔纲的“反清复明说”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因此，得到厂许多学者的支持。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进行过关于天地会性质问题的讨论。有人拥护大地会创于康熙十三年的说法．认为反清复明是它的政治纲领。也有人把它的出现和福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指出天地会较多地反映了城市平民阶层的要求。这个看法对于证明会党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也许更加便当一些，但似乎过分看重了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似乎过分提高了天地会的规格，从而遭到不少人的反对。魏建猷指出天地会的参加者大多为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即农民中的游民阶层，不能把这类人的江湖“义气”和近代民主主义挂起钩来。邵循正指出大地会的阶级成分仍然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为主。因此，把它和资本主义中产关系联系起来是不妥当的。他还指出，不应把天地会看作一贯地具有明确革命目标的组织，破产劳动者有要求互助的一面，又有反抗压迫的一面，而前者是它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陈守实从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的关系方面论述了秘密结社的性质，指出，如果民族矛盾产生秘密结社，必须民族矛盾占有全部社会生活的关键部分才有可能，换句话说，就是民族矛盾迫使群众无法生活下去、才会起而组织这种团体。一些不甘屈服的明朝知识分子可能会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但广大分散的农民不一定有这种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