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是一项抢救中华文化遗产的世纪工程，如何最大限度地从考古资源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是我们必须关心的问题。峡区独特的文化发展轨迹又与其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研究三峡的古文化，人地关系显得十分重要。

环境考古的优势在于它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古人类的生存背景，而且可以找到古文化兴衰的原因。这种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并不满足于提供一份考古遗址的环境分析数据，而是要借此重建文化发展进程和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夏鼐先生曾力主考古学与相关科学渗透，要求重视“物质文化和自然环境的互相作用”的研究。这一呼吁在今天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本文试图从我们参与三峡考古的实践，结合其他兄弟单位的研究成果，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三峡库区的文化差异和发展做一番非常约略的观察，希望能对今后的工作有所启示。

古环境的观察

三峡古环境研究自世纪工程上马之初就已经开始。１９９４年，周昆叔先生对部分库区遗址进行了环境考古的调查，注意到造成瞿塘峡东西两侧一级阶地形成早晚有别的古水文因素，并认为这曾是影响早期先民生息的重要原因，东侧的遗址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而西侧要到新石器时代才有人类活动的明显迹象。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虽然瞿塘峡西侧也发现了时代较早的地点，但是两个地区的文化差异和发展不平衡是不争的事实。

朱诚等认为，人类居住面与河水面的相对高程变化反映了水位的变化，他们通过定义遗址平均离河面的高度指数并与其他地区对比，发现遗址的高度在波动中上升，并滞后海平面变化２００年。此外，他们还以新石器时代各个时期遗址数量为依据来定义文化发展指数，以此判断气温变化趋势。

此外，一些学者从考古地理学的视野出发，通过对区域聚落形态演变和遗址个案分析探讨了人地关系问题。在环境考古学研究中，孢粉分析是古植被和古气候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遗憾的是，在三峡的考古发掘中全面采集孢粉似乎还没有成为一种惯例，因此给长时段环境变化观察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们还发现，古遗址中可能由于当时局部环境的人为改造，从文化层中采集的孢粉往往较为贫乏，有可能并不反映区域性古环境的面貌和变迁。因此，孢粉资料的采集和积累应当和器物的采集一样受到充分的重视。

目前我们仅仅掌握了三峡大宁河流域和万州地区５个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分别由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考古队采集，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检测。虽然材料极其有限且难窥全豹，但是我们还是想勉为其难地从这些支离破碎的环境信息、结合物质文化的特点来探讨一下三峡古文化发展的问题，并期望后续的研究能够补充和纠正我们的看法。

万州武陵镇麻柳沱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商代、东周以及明清的遗存，孢粉主要采自堆积最厚的东周地层，共发现１３个科／属。其中包括栎和松２种木本科／属；禾本科、藜科、莎草科３种草本植物；凤尾蕨、三缝孢子、铁线蕨等７种蕨类植物；以及环纹藻１种水生植物。尽管凭此难以看出气候的历时变迁，但结合扇形植硅石在地层中较高的比例判断，大致显示东周时期气候相对于近现代更加温暖湿润一些。

林家码头遗址位于大宁河一级阶地，主要含东周至汉代的文化堆积，生土层中仅见一些河流沉积环境下的蕨类孢子，种类单调，表明属于洪水等快速沉积的产物。近河地带生长着蒿属等草本植物，山地则生长以常绿栎属为主的阔叶林。植硅石组合均是以长方形、方形、扇形、尖形、近圆形和棒形为主，显示当时为一片亚热带植被景观。

涂家坝遗址位于巫山县大昌镇宁河村，为大宁河一级阶地，主要堆积的年代为商周时期。遗址的堆积环境属于河流相，沉积物粒度多以粉砂为主，有机质和孢粉含量较少。孢子花粉包括１１个类别，其中木本植物仅见松属一种，草本植物藜科一种。蕨类植物孢子８种，环纹藻１种。该遗址早期存在较丰富的植硅石和草本植物，气候暖湿，碳屑含量少。中期除了存在大量草类外，出现了竹亚科的植硅石，可能表明人类对竹的种植和利用加大。气候与早期相似，但草本植物和碳屑含量的明显增多可能与毁林开荒、扩大耕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