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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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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我们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和文化全球性的语境中，就会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依然边缘化的现实，看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缺席，感受到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文学/文学批评/边缘化
无疑，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构成，到当代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崛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半个世纪里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篇章。但是，当我们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和文化全球性的语境中，就会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依然边缘化的现实，看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缺席，感受到建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意义。
一
事实上，一种文化一旦处于边缘，便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虽然这种文化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自己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往往成为被忽略乃至被淹没的“少数者”声音。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鲍尔吉·原野、江浩、白雪林、郭雪波、邓一光，维吾尔族的阿·吾铁库尔、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祖农·哈迪尔、柯尤慕·图尔迪、祖尔东·萨比尔，壮族的韦其麟、陆地、华山、韦一凡、冯艺、鬼子，藏族的饶阶巴桑、伊丹才让、降边嘉措、扎西达娃、阿来，白族的晓雪、景宜，满族的老舍、柯岩、胡昭、舒乙、叶广苓、赵玫，回族的高深、张承志、郭风、霍达、石舒清、马瑞芳，彝族的李乔、吉狄马加、禄琴，土家族的孙建忠、李传锋，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达斡尔族的额尔敦扎布、孟和博彦，纳西族的杨世光、沙蠡，瑶族的蓝怀昌，苗族的向本贵等等。这些作家在诗歌、小说、散文等领域创作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作品，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特别是当我们把这些作家的作品作为民族文化传承和积累的一种范本，还原于它们所属的民族文化系统和民族文化语境时，许多在主流文化语境或他者的文化价值系统中不被注意的文化价值便会立即凸现出来（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文本只有在自己的文化系统或文化语境中，它们的艺术生命力才能得到完整的呈现）。
但是，当我们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大的语境下，便不难发现：相对于主流文学而言，处于明显弱势地位的各少数民族文学受民族文化传统、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仍然处于各自为战的自我发展、自我循环的状态之中。而且，各少数民族文学间的交流也非常缓慢，各少数民族文学还没有形成一种真正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文学理念，更没有形成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整体上的强势。因此，当某一位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出产生较大反响的作品时（如阿来的《尘埃落定》、赵玫的《从这里到永恒》），我们很少或者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收获，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整体高度来界定其意义，而仅仅将之视为某个民族文学的收获，因此，其所具有的改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弱势和边缘地位的意义和影响便被大大削弱和降低。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取得最初的成功后，不但没有认真思考和认识民族文化和自己的民族身份在创作成功中具有的重大作用，从而在接续下来的创作中进一步强化，反而忽视了自己在作品中鲜明的民族身份。特别是在跻身于主流文化后，有些少数民族作家丢失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从而使他们作品的民族性逐渐消失，如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后期以《大漠狼孩》为代表的沙漠小说。虽然这些作品表现的依然是他所熟悉的民族生活，但郭雪波已经不是从原有（如《沙狐》）的蒙古族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审视，而是从湮没自己的那个文化系统，或者从主流文化价值系统的需要出发来进行展示，因此，他的小说虽然可以被冠以“生态文学”的美称，但却远离了自己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系统。所以，对于这一类作家来说，民族仅仅具有符号的标记意义，而丧失了应有的文化的指示功能，其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作用便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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