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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努力中, 古代文论话语的重要性往往受到不适当的强调; 而古代文论话语的特征与精妙每每又被片面概括。其中一个典型例证, 就是“古代文论妙就妙在模糊”论。奇怪的是, 此论却至今未受到学术质疑。拙文拟就此略抒管见, 以就正于中国文论研究者。
一、季老高抬“模糊”语
为尽量避免曲解季老言论, 兹详引季羡林先生有关论述如下:
1996年5月16日, 吴江蓝受《中外文化与文论》编辑部委托采访季羡林先生, 请季老谈了对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看法, 季老为此特地准备了发言提纲。访谈内容后来以“文艺理论建设应改弦更张”为题, 发表于《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期(1996年10月)。季老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一分为二, 分析的, 中国是合二为一, 是综合的”(第2页);“西方思维特点是整体观念不强, 是解剖性的”;“我认为, 中国的语言好就好在模糊”(第3页);“不能学西方给每个概念下定义。为每个慨念下定义是西方的玩意儿”, “‘风骨’是什么?用西方任何科学术语都说不清”(第4页);“现在外国流行模糊学……和模糊学相关的是混沌论”(第6页),“混沌论等等的兴起, 我觉得是西方思想向东方靠拢的朕兆”(第7页)。
《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发表了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一文, 对上述论点作了进一步补充、发挥。他说:“西方主分析, 想把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搞个清清楚楚, 泾渭分明。但是, 根据一般人的经验来看, 宇宙间绝对清清楚楚、泾渭分明的是没有的”, “(西方模糊思维)同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却不谋而合”(第128页);“中国这些话语(指“羚羊挂角”等词语——引者), 表面看起来似乎很笼统, 很不确切……我现在却认为, 妙就妙就模糊上。模糊能给人以整体概念和整体印象。这样以来, 每个读者都有发挥自己想象能力和审美能力完全的自由”(第129页)。
以上, 就是季老关于文论“模糊性”的基本论点。其实, 以“模糊”与“精确”区分中西文化, 也并非季老独家发明。在这之前, 金克木先生就有简明扼要的概括:“外国喜确切, 中国重模糊”〔1〕。只是季老有更充分的发挥罢了。但不管怎样, 此类主张, 不能不引发严肃的学术思考与质疑。
二、中西思维并非简单二元对立
季老的中西思维“分析”与“综合”二元对立说, 是其“文论模糊好”论的理论根基。因此, 我们的辨析就从这里开始。
西方确有分析传统。但这种传统主要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在古希腊时期, 还是朴素整体思维占据主要地位。德谟克利特《宇宙论大系统》一书, 就专论整体。他还提出了“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的论断〔2〕。到康德、黑格尔, 已有对整体思维的强调。到19世纪中后期, 则出现了注重事物联系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你总不好说它是“整体观点不强”的“分析”思维吧?在分析哲学大发展的20世纪, 又诞生了“系统论”。以上, 均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史常识。怎好讲西方只是“一分为二”的“分析”思维呢?
中国是有整体综合传统。“五行”、“八卦”和中医, 就都是整体思维表现形式。但中国也不乏分析传统。古代文化对“阴”、“阳”两元素的分析, 可谓已臻极致。所谓“物生有贰”(《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所谓“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 不都是“分析”思维吗?而古代文化的许多重要命题, 诸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 “有无之相生也, 难易之相成也”(《老子》第二章), “究天地之际, 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安书》), 不都是“分析”与“综合”的有机结合吗?以文论而言, 《文心雕龙》之“囿别区分”、“割情析采”就是分析, 而“擘肌分理, 唯务折衷”(《序志》)则是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又怎好说中国思维只是“合二而一”的“综合”呢?
以上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如下论断: 分析与综合, “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3〕。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只是单一的分析或综合。我们的任务, 也许是辨析中西分析、综合及二者结合的细微差别, 及其各自的利弊得失。不过这已超出了本文论证范围。
在季老眼里, “模糊”似乎也是中国的国粹。而实际不然。被季老引为同道的“模糊语言学”专家伍铁平指出:“科学意义上的模糊性是人类思维的共同特点, 而不是什么区别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特点”〔4〕。这话简直就象是针对金、季二老而发。季老所说的那种直觉感悟式的“模糊”思维特征, 也决非中国独家之秘。正如有人所指出的, 作为“对显现实际对象的瞬问把握”, “一种精确的直觉”的“领悟”, 在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中也一直存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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