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曾对日本学者提出一个问题：何以日本人不去沉思自己的思想所具有的令人敬畏的开端，而总是愈来愈鹜奇，忙于追逐时下最新的欧洲哲学思潮？这个问题对中国人同样适用，而且更富有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我们看到，自从中国的学术文化进入现代转型以来，就始终没有间断过对西方新潮的追逐，而缺乏对我们思想开端的真正沉思。

 

    然而，就像海德格尔一再提醒过的那样，并非把事情倒转过来就等于克服了原有的局限。为了克服对国外思潮趋新鹜奇的偏向，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排斥在外就行了。那样做，岂非又在盲目追随海德格尔，只因为他要求我们沉思自己的开端，我们就转向自己的开端？如果真的如此，说到底无非另一种类型的鹜奇。所以首先我们该做的，是要弄清楚为什么海德格尔会提出开端之思的问题来。在此前提下，才有资格判断，是否我们也应思及自己的思想开端，以及进而思考什么是中国人的思想开端，和如何思及这一开端。

 

    海德格尔思及西方思想遥远的开端，并不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解决西方哲学传统忽视“人”的问题，或未能正确对待“人”与“世界”的关系，所有这类说法都沾染有海德格尔坚决否定的人类学（人学）的气息，后者是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中再三加以排除的。他本人从开始走上学术道路时态度就很明确，那就是要让哲学真正成为哲学。原因在于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大有囊括一切之势，科学取代哲学成了知识领域的王者，但科学主义只能说明经验的东西，因而70年代后德国与西欧哲学复兴，不过新起的哲学受科学主义影响而号称“世界观”，忘掉了哲学自身最首要和最根本的使命。海德格尔有感于此，才开始了他“返回”开端的哲思之路。

 

    海德格尔以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是哲学的元问题的论述为根据，批评包括新康德主义在内的当代哲学主流，乃至西方整个哲学传统，都把另一个存在者当成存在者的根据，也即用一事物去解释另一事物的根源，而不思及存在者本身的存在——这就是“存在的遗忘”。他提出了“存在论差异”的观点，主张所有事物都应区分为两个层面，即存在者和存在，从而要求从摆在我们眼前的现成事物（存在者）进入其内在的根据（存在）。海德格尔对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很自然地令人联想起古代希腊人对现象与本质、意见与知识等等的区分，但不同的是，希腊人从认识论出发，目的为了能对事物作出确定性的把握，而海德格尔是从现象学提出问题的。他受胡塞尔启发，不仅“面向事情本身”，不从事物的外部来解释事物的原因，而且进入的是人的思维表象领域。在此领域中，人捕捉到事物的印象，同时形成关于它是什么的现象。他就是要追问，这个过程是根据什么进行和完成的。但他又不像胡塞尔把现象内容悬搁起来研究现象的纯过程，而结合着现象的情况来探讨此过程，表现出更执着于事物本来面貌的态度。即使谬见和假象，也从不简单排斥，而是进而考察它们何以会产生。也就从这里，海德格尔形成了他自己的现象学方法，这一方法因他的开端之思而生，因为“它是不时地自我改变并因此而持存着的思的可能性，即能够符合有待于思的东西的召唤”[1]。

 

    不过，海德格尔的“返回”之路并非笔直顺畅的通衢大道，他自己比喻说，那是林中出没不定的小路，也是田间不为人知的小径，所以他的思想历程往复逡巡，他本人称之为“绕圈子”，并颇以为荣。他说：“我们必得安于绕圈子。这并非权宜之计，亦非缺憾。走上这条道路，乃思之力量；保持在这条道路上，乃思之节日”。[2]但正由于此，超越或穿越海德格尔的思想也就格外困难，不可能简单地找到几个路界，跨过去就算完事了。相反，我们必得追索他的思之踪迹，像他一样在可能突然中断的林中路间反复探寻和留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