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孔子世家》里、在文学家司马迁的笔下，哲人孔子周游列国的流亡戏剧中先后曾出现过几个十分生动有趣的角色。他们在这幕历史剧中的角色意识是怎样的？透过其人物角色，又暴露出了一种怎样的哲学面相和文学主题？他们是不可或缺还是可有可无的？何以其竟如此多怪而有趣？本文之作即在于对此作深入的开掘、辨识与剖析。

关键词：政治  隐者  逸民  避人之士  避世之士 

自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去（鲁）”至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反乎鲁”，此十三年间[1]，可构成为一幕场面迭荡起伏、情节可歌可泣的有关于孔子流亡生活的戏剧——一幕中国哲学史上一位重量级人物的最生动也最顽强生命的情景剧。若以《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为文本，则读者们定会发现，这幕剧中前后出场的人物众多、不胜枚举，而且其中更以于剧情发展的最关键时刻，先后被安排出场的诸如 “郑人”、“有荷蒉而过门者”、“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楚狂接舆”等几个极其代表性的有趣人物/角色，尤为引人注目、不或或缺，语说不尽甚至于妙不可言——他们似疯子、乞丐，如怪人、小丑，亦像是“逸民”或“隐者”，而且剧中的他们总是并不直接与孔子本人面对面地对话；但他们的话，他们的鄙夷、世故、麻木、冷漠、奚落、嘲讽或讥笑的话，不时地总能通过“第三方”最终传达到孔子的耳中，进而不时地引起他的反响、共鸣，引起他的长吁短叹、唏嘘不已——或喜或悲，悲喜交集。

这些人是谁？不得而知，甚至我们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但他们作为一种角色在剧中的存在无疑却是极为重要的——就像是现代杂技艺术中的精灵、那些个小丑们一样，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然而说到底，他们毕竟只是小丑、只是整场艺术中的配角，其存在也只是为了渲染、烘托和凸显主角的艺术人生。也许不会有人愿意把这样一个特殊角色的存在太当一回事，但并不能因此而排除那些非哲学的大众（the unphilosophical many）不会对他们的话感同身受，甚至于要深入人心——而这不啻于已将自己完全等同于剧中的小丑了。若如此，则不仅是误读者们个人的悲哀，也是《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的作者、司马迁和孔子这样的典型的前现代中国哲人的悲哀，乃至于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莫大悲哀。

一、“累累若丧家之狗”

据《孔子世家》载，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年已六旬的孔子辗转从宋国流亡到了郑国。“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其中“累累若丧家之狗”一句显然不是在骂人么？对此，王肃注曰：“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然不得志之貌也”——同情之心，溢于言表；由此看来，孔子其所以若此，是因为累然而不得其志之故；同时，《韩诗外传》中亦云：丧家之狗，“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2]——由此可见，当是时也，孔子其人的确是太可怜了。一位六十岁的老人竟会流落到如此境地，悲乎！

但问题却是，孔子本人却并不这么看。当子贡据实以告后，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3]——在他看来，究竟自己是否就像那位郑人所描画的“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一般形状倒是次要的——而且尧之额头、皋陶的颈项、子产之肩膀以及禹之腰到底长得是什么样，不消说今日，即使在当时，恐怕已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获知。故如此的类比显然是一种文学意象，而为其所根本凸显的不过只是孔子的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似”、“类”古之贤圣的部分貌相而已。其潜台词、画外音或言外之意则是说，这样的孔子是注定不可能得其所志的；换句话说，其中的奚落、嘲讽和讥笑之意是明显的。而紧接着的一句“累累若丧家之狗”，则更将这一层意思和盘托出，一览无余。“东门有人”，但这个人，在郑人的眼里，显然已不再是一个人或至少说已不再是一个正常人，而是一条狗而且还是一条“丧家之狗”。对此，孔子显然并不在意。于是他便欣然而笑——而这一笑，更让人联想到鲁迅先生著名的《野草集》中所特有的那种“哈哈一笑”；而且非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孔子本人对此却并不回避，甚至于还予以首肯和认同，“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和气度？是不是可以援引现代文学史上所惯用的那种“革命乐观主义英雄气概”？不好说。

在这幕短短的戏剧场景中的“郑人”到底是谁？显然并不重要，而且司马迁的一句“郑人或谓子贡曰”中的“或谓”二字，更将其安排到了极为次要的位置；重要的是他说了什么、怎么说以及孔子对此的意见和态度——然而为现代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谁在说”这一问题意识，则显然是把个中问题给弄反了。哲人孔子当时的具体处境或困境，也只有文学家的司马迁才能够真正体会得到。而《孔子世家》显然是一部戏剧，作为这部戏剧作者的司马迁，是不可能要亲自跳出来与孔子对白或自说自话的。于是乎，“郑人或谓”这样的角色和话语生焉。也就是说，“谁在说”，在这里，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了什么以及如何说；反之，如果说这个“谁”本身即足够重要的话，太史公很可能会不惜笔墨为其在剧中安排下一个相当的角色的——这大概就是戏剧的艺术，就是文学对话艺术的根本魅力之所在吧。

但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这个“郑人或谓”中的“郑人”究竟是谁？“索隐”据《孔子家语》说是“姑布子卿”——这一说法虽不能说是无稽之谈，但毕竟又太牵强了。最有可能的是，他是一个泛指，泛指某一个人，或者一些人、一类人，类似于现代戏剧中的“群众演员”或者“特务甲”、“特务乙”之属，是稍纵即逝，并不需要在剧中留下其真实姓名的人——需要的是，借助于他或他们之口说出来那些只有他们这种类型的人才能够说出来的话，说出其对哲人的认识或者误识。

无论是王肃还是《韩诗外传》的作者，都通过对“丧家之狗”一语的解读，给予了孔子本人以太多而难得的怜悯和同情。但这份太多而难得的怜悯与同情，似乎却并不属于孔子，也不属于司马迁。而且所谓“丧家之狗”一语，似乎也并不仅仅在于所谓“不见饮食”、“不得意”、“不得志”、“不得行”以及“顾望无人”之本身；在本文看来，它似乎更在于其中的“丧家”这两个关键字，在于丧家、无家，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无论是对“丧家之狗”还是对“丧家之人”而言，其实都一样。

那么孔子何以丧家、无家，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这无疑乃是哲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郑人”或者有似于“郑人”的人所可能理解的——他们所能理解的，只能是其亲眼所见的事实本身，只能是“就事论事”，“用实说话”，只能以成（王）败（寇）而论说英雄，只能从眼前的一己之私去理解哲人，只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能就当下、现实本身来理解当下和接受现实。于是乎，借助于司马迁的笔，在他们的眼中，哲人便已不再成其为人而是成为了一条狗而且还是一条“丧家之狗”，或至少说与自己不再是同类；却从来不问一句哲人何以丧家、无家、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他们是自愿这样的么？他们愿意过这种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么？难道一成为哲人便意味着异化、另类或妖魔化，意味着从此便丧家、无家、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而且这到底竟是哲人孔子的宿命还是属于此等“郑人”的怪异？在《孔子世家》当中、在太史公司马迁那里，显然是属于后者：郑人在剧中一出场、一张嘴说话，便给人以一种怪怪的感觉。也许在怪异之人的眼里没有哪个人会是正常的吧？更不消说是哲人孔子；也许这种怪异之人在人世间太多了吧，于是乎文学家司马迁才大而化之、懒得去具体提及他们的名字而只是不得不给他们以一个或曰“郑人”、或曰“有荷蒉而过门者”、或曰“长沮”、或曰“桀溺”以及或曰“荷蓧丈人”等若干个既不严肃而又不起眼的代号或符码，以至于让他们最终在历史上无名无姓——其实这样的人，也根本不值得在历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是太史公笔下《陈涉世家》中的主人公陈涉的一句精彩的独白。与其说这句话是出自当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的陈涉本人之口，倒不如说是司马迁自己说出来的，要更为真切。而且在一部《史记》的篇章结构上、在其所谓“三十世家”的具体编排中，《孔子世家》第十七与《陈涉世家》第十八两个篇章，又是前后相继，紧接着的。因此若我们将这句话征引至此并用以指陈此等“郑人”的无知与无畏，则恐怕也应当说是极为合适的——“无知者无畏”。王朔先生的这句话是对的。

而孔子之所以对此表示认同，一再说“然哉！然哉”，除了哲人对自我命运的领受和担当外，更多的恐怕还是当哲人面对有如“郑人”一样非哲学的大众时所难以言表的痛苦、无奈与快意——幸好这样的人是无知或有知的；否则，岂非大家都要成为如自己一样的哲人了？换句话说，或许他们说得是对的，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过哲人的生活；也就是说，能够过哲学生活的人毕竟是其中的极少数。既如此，“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即使真的成为了一条“丧家之狗”，又有何不可？没有人会愿意去做这样一条丧家之狗的，而这同时也必然就注定了人世间不可能有那么多孔子一样的哲人。然而做哲人有什么好？古今中外真正的所谓哲人不是非死即亡、走死逃亡么？对此，也许哲人苏格拉底临终前的一段话最可说明，“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到底谁会更好，只有天知道”；而且我们还知道，苏氏本人当年是自己选择去死的。但这一点，毋庸讳言，即使时至今日，依然并未为“郑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于是乎“苏格拉底之死”才由此而成为西方哲学研究中典型、重大而紧要的问题，于是乎他的学生柏拉图也才为这一典型、重大而紧要的问题，在自己所创立的“柏拉图学园”之中，思索了整整一生。

二、“有心哉，击磬乎！”

在司马迁的巧妙安排下，在哲人孔子那幕流亡戏剧中第二个出场的有趣人物/角色是一个只被称之为“有荷蒉而过门者”——同样乃是一个无名无姓的角色，而仅以其肩负着的一个叫做“蒉”的草筐名之。当时的具体场景是，“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闻之）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心思啊，这个击磬之人，磬敲击得又响又急。既然人家不赏识你，那就算了吧！从表面上看，这个荷蒉而过门者似乎对音乐很懂而且好像从中已完全听出了孔子的全部志向和心思。

但这一次，司马迁的孔子对此却不置可否，什么也都没有说甚至于一点反应都没有；与此同时，太史公却将笔锋一转，紧接着竟似乎没头没脑、没有缘由，不惜笔墨、令人费解地谈起了什么“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的事来：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这段文字显然是针对上述“有荷蒉而过门者”之所闻及所言的无声而有力的回答。“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4]的师襄子尚且对“已习其数”、“已得其志”终至于“得其为人”的孔子“辟席再拜”，“有荷蒉而过门者”又何以可知孔子“其数”、“其志”与“其人”呢？因此其所谓“有心哉，击磬乎”，显然是空的，无凭的；而其所谓“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由此可见，则更是一番虚妄不实之言——仅凭又响又急，何以知其“莫己知也夫而已矣”？音乐从来都是一门艺术，因此不可能仅仅会有是响是喑、是急是缓这么简单的。

司马迁无疑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家，对这两段文学细节的巧妙安排和处理当一定是其有心而非无意之笔。从表面上看，两段文字的内容似乎并不相关，甚至会让初读者感到十分突兀和混乱——一个尚且没有交待完，谁知紧接着却又说起了另一个。然而无论是前者的击磬还是后者的鼓琴，说到底，都无非于音乐。而在中国古人那里，“礼”与“乐”本是一体化的。“先君制礼，藉之以乐”[5]；“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6]以及所谓“礼乐文明”、“礼崩乐坏”……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由此可见，“乐”与“礼”或者音乐与政治二者间的关系自内而外、由表及里，总是统一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政治相应地就一定要有什么样的音乐，反之亦然。此外，同样的意思，还可以见诸于《诗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所谓“音乐”乃是“情发于声”而又“声成（于）文”之物；也就是说，音乐总是用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或者说，它总是关乎于“人情”。而且这个所谓的“音乐之情”，又并非什么“人之常情”而是有关于一国政治事物之得失或者说国计民生之状态。具体在《诗序》的作者看来，音乐大体上可以分作三种，而且每一种音乐又分别相应指对着一种政治生活或国计民生状态。其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一句话的意思则是说，所谓“安以乐”者，乃是“治世之音”；而为其所昭示和显明着的，乃是“政通人和”这样一种具体的政治生活之状态。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一句话的意思，则不过是说，所谓“怨以怒”者，乃是“乱世之音”；而为其所相应昭示和明摆着的，乃是一种乖谬、错败的政治生活状态。至于最后一句话“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意思，则亦不过是说，所谓“哀以思”者，乃是“亡国之音”——它所昭示和显明的，则是平民百姓的衣食无着，生活困顿。换句话说，如果为平民百姓所广为传唱的是“安以乐”的“治世之音”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时代社会是“政通人和”的；如果是“怨以怒”的“乱世之音”，那么也就说明这个时代社会的政治是乖谬和错败的；同时，如果是“哀以思”的“亡国之音”，那么更说明这个时代社会的平民百姓生活已十分艰辛、困难，而且也更说明这个国家、政府恐怕就要灭亡了吧。由此可见，音乐之事，何其难也，以至于当年“孔子学琴于师襄子”之时，竟“十日不进”。既如此，又岂能仅就其“硁硁乎”、仅凭其又响又急而可断定？

此外，要知道，“六艺”或“六义”（即“礼”、“乐”、“射”、“御”、“书”、“数”或“诗”、“书”、“礼”、“乐”、“易”、“春秋”）乃是孔门教育中的必修课。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7]也许那位“荷蒉而过门者”无缘得入孔门见识“六艺”/“六义”尤其是其中之所谓“乐”吧——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其既已“荷蒉”则必非“行有余力”者，不消说可与孔子一道不幸或有幸地周游列国了。既如此，则其上述所闻及所言，岂不是无的放矢、不攻自破乃至于破绽百出么？也许正惟如此，大文学家司马迁在此才不屑于再专门就此多费笔墨，而只是十分委婉地从音乐的角度，将孔子的“击磬”一事突然转换到其“鼓琴”方面上来，从而在根本上产生了无声而有力或者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着实有趣。既如此，若我们套用这位“有荷蒉而过门者”的话，大概便可以说：“有心哉，闻磬与言磬之人”！

同时，《论语》之中，亦载有此事。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8]——其中孔子一句话的意思是说，荷蒉者的话说得够武断的，果真是这样的么！这种人啊，真不知如何去说服他。由此亦可见，这位荷蒉者的闻磬与言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看起来他似乎很懂；但究其实，却什么都不懂。其所“言”看似“知识”，但实则只是“意见”而已——既不足观，亦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