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词频统计”*的角度入手，通过对《老子》和《论语》中蕴涵着的“道”与“德”两个核心思想理念的多角度、多侧面的反复审理和观照，明确提出，从思想史的角度上看，《论语》同样也应当说是一部“道德经”，而且又是一部在形式之上有别于《老子》的“外传性”的“道德经”。

关键词：道  德  礼  中庸  中和 

众所周知，“老子”既是人名又是书名：其人乃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道家学派的重要创始人；而其书，则既被称之为“道德经”，又被称作是“德道经”——这一点，若不就其内在机理而仅从统计学的角度上来说，也同样是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的。纵观一部《老子》、“道德经”或“德道经”，据本文统计，其中的“道”字凡73个，“德”字38个。由是观之，其“道德经”或“德道经”之谓，亦的确是得乎其名，名如其书的。

另据本文统计，一部《论语》之中则亦有“道”字89个、“德”字40个，而且其中一个“道”字在数量上更在通篇位列第三，仅屈居于“知”（118个）与“仁”（110个）两字之下——这一统计数据，在总体上显然已超出了《老子》中的相应指标，尤其是其中的一个“道”字。因此若仅从这一角度上看，如果说《老子》是“道德经”或“德道经”的话，那么《论语》何以不可被称作又一部“道德经”？但这一点，无疑尚需从内容上作出进一步的哲学论证与历史说明，尚需将《老子》与《论语》中的“道”、“德”给予全面而深刻的审理和观照。

一、“皆原于道德之意”

在司马迁看来，“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1]——这里无疑已将老子的“道”提升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位；同时，亦可印证钱基博所谓“独《老子》冠时独出，为诸子之祖”[2]以及郭沫若于《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所指出的“老聃是百家的元祖”。尽管这里并未提及孔子，但“皆原于道德之意”一句话，显然已将其囊括其中；更何况刘勰尝曰：“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3]，而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则亦云：“孔学本出于老”。

其中老子的“道”当自不待言，为此他已说得十分明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王弼对此注曰：“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也就是说，所谓“自然”，究其实就是“本然”，就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或者说是“自己如尔”。有关于此，张岱年先生曾明确说过这样的话，“所谓自然，皆系自己如尔之意……道之法是其自己如此。”[5]换句话说，所谓“自然”者，其实不过就是事物初始的样子或本来的样子。同时，老子为此还曾“能近取譬”：譬之于人，则“比于赤子”[6]，“复归于婴儿”[7]——这是因为，所谓“赤子”、“婴儿”乃人之初始；譬之于物，则又比之于木，“复归于朴”——这是因为，所谓“朴散为器”，就是天然去雕饰而未加工成器之木。于是乎，“圣人用为官长，是以大制无割”[8]。这大概就是老子之所谓“道”——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的道，可以为天下母的道，率性自然、无为而治的道；或者用金岳霖先生的话说，“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并且他还认此作“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9]

那么，在儒家的孔子那里，其“道德之意”又是什么？曰：“中即道也”[10]，“道无不中”[11]。如果我们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话说，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12]也就是说，“仁义礼乐”，究其实，则不过只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体能指和对象之所在；而“道”、“中”或者说“中道”，才真正是其所指、本质与核心——或于其上，或处其中，或在其外。而且若仅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礼”这一思想理念而言，《荀子•天论》中有云：“礼者，表也”；而庞朴先生在《儒家辩证法研究》中亦明确指出，“礼就是中的化身”。此外，《礼记》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13]？不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14]？以及《汉书》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15]？但其中的问题是，什么是“中”、什么是“道”或者说什么是“中庸”呢？

对此，《中庸》篇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无疑是对“中”（以及“和”）的最要紧也最本真的界定；也就是说，所谓“中”或“中庸”，其原初之意，就在于人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这样一种自然而然、自己如尔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又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至于“发”并且“发而皆中节”，便是所谓“和”或“中和”，或者所谓“天下之达道也”。同时也只有“致中和”，“天地（才能）位焉，万物（才能）育焉”，从而也才能达到“生生之谓《易》”这样一种境地，实现《易》之所谓“生生”——即生之又生、持续发展，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但这个“和”或“中和”，务必要通过“中”或“中庸”才能得以实现；换句话说，所谓“中和”，乃是“中庸”之所企盼达致的一种目的、结果或归宿而非什么手段、途径或方法，而且除此而外，别无他途。惟其如此，它才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惟其如此，孔子才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6]

    此外，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细节。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7]——实际上这如何可能呢？职是故，对此，似不必过于认真；否则，就上了他的当。因为我们更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细节：子贡的确曾向孔子问起过“天道”，而乃师亦曾作过“予欲无言”的表示；而当他又进一步追问“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时，于是乎孔子便作如是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8]——在这里，其实孔子无疑已为我们豁然揭开了所谓“不可得而闻”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的全部秘密，若一言以蔽之曰：率性自然，无为而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用《中庸》的话说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大概便是孔子之所谓“天道性理”吧？既如此，那么人何言哉、地何言哉、天何言哉，而道亦复何言哉？而且“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19]“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0]试想：子贡其人，无疑乃是孔门中的“受业身通之徒”，“言语异能之士”[21]——聪明得很。既如此，则其又何以愚钝到不能正确领会乃师说话意图的程度呢？对此董仲舒的一句话，说得可谓直截了当：“圣人法天而立道”[22]；同时顾炎武对此似乎看得更为真切、明白：“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闻。’”[23]既如此——既如此自然而然、自己如此或自己如尔的问题，还有什么可以言说？

因此不管古往今来人们作何解释，所谓“中”或者“中庸”，在本文看来，归根结底，都不过乃是一个率性自然、无为而治的“道”；或者说，是一种思想方式和方法。如此看来，《论语》的“道”与“道德经”的“道”显然不无干系；而且这一点，无疑乃是一个不争之事实，应当成为我们以“道德经”而解《论语》之时的一点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