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儒道是指孔子所悟、所传之道，是儒学的灵魂。孔子教育是传道解惑，所以实证悟解才是第一义，而一切哲理言说都是第二义。这个“道”，表现在言上，就是学问思想的出处；表现在行上，就是人们所说的儒者的人格担当。

现时的主流学者，认为儒学即包括了儒道在内，是一种学问或哲学，更据此作出“所当然、所应然”的划分，认为儒学的核心在“所当然”部分，也即是五经所载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主张。根据这种表述，“已发的道德行为活动，已见的学术文本、言语，已实行的方法，是可感知的；未发的道德意识，未发表的学术思想，未实行的方法，是非经验的。”虽然学者们也提到“如何追究已发、已见、已行背后的根源而获得道”，但是这种追究其实只是哲学上的考证、推敲和思辨。*

按照这个理路，儒学传续的重点在训诂和诠释“已发的道德行为活动，已见的学术文本、言语”；“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儒学研究，更是把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拿过来，作为现代诠释的主要语言，甚至赋予现代儒学的意义了。

本文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儒道传承的问题。

一．儒道

儒道是指孔子所悟、所传之道，是儒学的灵魂。所有一切“已发的道德行为活动，已见的学术文本、言语，已实行的方法”，都是这个“道”的衍化和表现。离开“道”，这些文本言语方法，就成了没有生命的躯壳。

我认为儒道的含义，广义的说是孔子所悟的宇宙世界社会人生的真谛，狭义的说是孔子所传的做人的道理。孔子是根据自己的体悟来指示学人达到圣贤境界的方向途径。古人论道，自己悟得十分，才肯向人道得一分。在这里，实证悟解才是第一义，而一切哲理言说都是第二义，古人比喻为“以手指月”。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雍也》）孔子在讲授五经的过程中以“述而不作”的方式融入了自己的体悟和见解。但求道既是为己之学，孔子其实从来没有试图在五经中系统地阐述自己所悟之道，像现代学者们臆测的那样动辄“建构儒学理论体系”。古代圣贤施教，都是因病给药、因材施教、因境施教。譬如《论语》集孔子同学生们相处的语录而成书，其中与子贡、子张、樊迟等人的对话即是证明。学生中没有人达到能够领悟的水平，所以孔子也就没有机缘说，没有完全体现在文字记录里面是必然的结果。难怪孔子的学生叹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如果把五经的文字当作孔子所说“道德仁”的全部内容，那就成了胶柱鼓瑟、买椟还珠。

为什麽要这样说？《论语》载孔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又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圣人的一言一行如同四时行百物生，都是从心上自然流出。好比太阳放光，从来不会先去想一想“我要不要放光”。如果凡事还需要想一想，需要推敲哲学逻辑或道德义理，那早已不是了。从这里正可以体味“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中庸》）宋儒讲到“形上形下”、“已发未发”，已经隔了一层。《中庸》一书传孔子心法，则曰“诚者天之道也。”

这个诚的境界，超越一切文字言说。如果勉强用现代语言来指认，这就是人们摆脱私心和我执时对万事万物的观察、判断和应对，是经由证悟而得到的主心骨。从前禅宗的临济祖师有三玄三要，其中说：“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全籍里头人。”就是看穿了，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私心我执牵着走，不得自由。经由儒道的证悟，可以使我们了解并回归到一尘不染、人天不二的心灵境界，止于至诚至善之地。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孟子。尽心章句上》）朱子在这一条下面注解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朱子认为心与天是两个物体，心主人，天主理，因而把心与天分作两节，把尽心的前提归结于穷外在之天理。虽然穷极思辨，但是大有问题。

学人体证悟入，就会明白确切地了解，原来此心与天是一而不是二，不需要走弯路去另外寻觅一个天理。（这个道理，思辨学者或许能说而不能真知，能说而不能得实际受用。）所以“尽乎心量”，只是一个去其私蔽，复归其清静本体。好比云破月出、图穷匕见。私念不生真心现前时，清静虚寂，无内外、无大小、无远近、无终始；就能认得我们的这个自性，“不见而章、不动而变”。然后真理不假文字言说、直觉地直接地从我们的喜怒哀乐上，如恶恶臭、好好色那样自然地本色地呈现出来，主持我们对万事万物的观察、判断和应对。这才是知天理。可见先圣所教，原是一个做人的道理；先要懂得做人的道理，才能知天理。所以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中庸》）王阳明举“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传习录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而形象化的说明。

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中庸》里面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也都是说的这一件事。你若认得它时，天命即是性，性即是道。政治、道德、科学、技术，夫妇子女，乃至穿衣吃饭，都可见是这个道的显用。秉持真诚无私之心，胸怀坦荡，随处所作所为就是君子儒的“直道而行”。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 （《孟子。尽心章句上》）正可以与此相互印证。

这个诚的境界，是一切道德学问的基石。《中庸》记载孔子的话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研究儒家道德伦理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孔子却指出，无论是关于万事万物的知识（智）、修身治国的智慧品德（仁）、还是对于生命价值的坚持（勇），学人悟入诚的境界，就抓住了一条掌握天下最高道德的主线，就找到了主心骨。然后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和学术里面，更可以验证“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了知一切内外、大小、远近、终始之别，不惑于爱恨、善恶、生死、气质之辨，乃至于指导今天的日用伦理、学术研究、社会与科学发展。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个例子：萧惠问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昼夜，即知死生。”问昼夜之道。曰：“知昼则知夜。”曰：“昼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昼？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著，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更有甚么死生？” 古今学者根据“不知生焉知死”这句话论断孔子的世界观，争论不休。其实孔子所悟固然超乎生死，而阳明在一千多年以后上承“不知生焉知死”之义，都不是靠文字上得来。

孟子曾论及道德的三个层次，对我们今天追求道德学问颇有启迪。“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嗅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章句下》）

这里的第一个层次：口眼耳鼻身代表本能的物质的欲望，若是这五欲（还可加上金钱名位）做了人的主宰，品行便与禽兽没有根本的区别。第二个层次：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由于仁义礼智和天道的规范，使物欲得到制约，因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升华为君子人。在这里，命与性相对，是外在于我的。仁义礼智和天道作为对人的道德约束，学人对仁义礼智和天道的求索和敬畏，这些都是于文字言说上求学问的境界。第三个层次：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程子注解说：“性善可学而尽，故不谓之命也。”所以这个性，是指我人悟入孔子之道而发明的自性。虽然外表上还是原来的那个眼耳鼻舌身，内里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真诚无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更有什麽仁义礼智和天道！

这个诚的境界，孟子主张学人深入体悟，才能“自得之”。孟子把它比作大海的无尽源头，“苟为无本，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离娄章句下》）学人或直下悟入，仰观其大既是天理，暗室扪心也是人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本自具足，毫无亏欠。这是“自诚明”。或如唐诗名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亲亲尊贤、恻隐不忍的天然情感，就是人人可见、人人可行的诚之端倪。从此深自悟入，是“自明诚”。所以孟子说“反身而诚”，阳明谓“简易广大”。虽然时代变化，虽然个人的机缘和条件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中庸》）

真能悟入而贯通，就能了解儒道的价值原是普遍的绝对的，不曾变也未曾移，而它的一些具体的主张、论说、和形式则是与时俱进、变通无碍的。用这个观点看古今儒学，学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势环境下努力寻求的本是同一个道，虽然论说纷呈，政见歧出，甚至有尖锐对立的学术论争，如同千江流水千江月，但月亮本身没有新旧变异。古人对此有个比喻，说好像是身处黑漆桶里，一朝“打落桶底”、豁然开朗。表现在言上，就是学问思想的出处；表现在行上，就是人们所说的儒者的人格担当。现今很多人批评儒学不能实践，这个病根就在于缺少实证的体悟，身在黑漆桶中还不能自知。而现代哲学家们认定它是“非经验的”，其原因正如阳明先生在四百年前就指出的：“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 （《传习录上》）

打一个比方。我们走在大街上，看这个人气质高贵、那个人形象猥琐。有一天忽然大家在洗澡堂里面遇到，裎裸相对，却不觉得有什麽差别。这时回想在大街上的情景，才醒悟原来我们一向都在以衣冠取人。《论语》记载，孔子在回答弟子的提问时往往给出若干不同的答案。对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对仲弓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司马牛说“仁者其言也韧。”对樊迟说“爱人”，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对鲁哀公的提问，则说：“仁者人也。”再三再四地解说，弟子们仍不得要领，孔子只好对他们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大道就在眼前放光，是你们不认得啊。

常听到有人说，孔孟离我们的时代太远了，所以要用西方哲学重新诠释，甚至“重构”，才是现代化。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借用禅宗的一则公案：学人问佛法，马祖大师指着墙上挂的掸子说“即此用、离此用”。即此用，就是你眼前看到的这个掸子；离此用，是借这个掸子所显现的无尽佛法。世人只见掸子，未见真法。把古书翻得烂熟，只是搬弄掸子。拿西方哲学来说事，也只是搬弄掸子。又恰似赶着自己的影子捉鬼，终不可得。

我们高张儒道，其实并不否认“学”和经典的重要意义。因为孔子之道，不在四书五经，也不离四书五经。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自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可见对“学”的重视。这里有个区别：如果只是以获取知识为目标，方法学术便是做学问的内容了；而如果要寻个立身立命之处，就不是言语文字方法学术等等所能及。《中庸》讲：“修道之谓教”，佛家讲“一切法如影、一切法如响”。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不把学术言语方法看作唯一的学问，而是如同圣人的演示、身影、脚印、和回音余响，那正是可以启发我们、指引我们入道的门径。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孟子。告子章句上》）学习孔子之道，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