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华夏吾族五千年统绪相连、连绵不断者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厚重博大，自有其历史之连续性和思想之一贯性。此种连续性和一贯性，集中表现为儒家思想文化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体、主流、主干。儒家思想文化不但形塑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和生命世界，也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性和民族品格，引导和规制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行程。“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1]

与道家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法家的现实功利主义有所不同的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历史的高度重视。除却庞大丰富的历史典籍之外，几乎历代儒家都对历史作出过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议论和评价，从而构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史论。“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2]儒家的史论浩淼淹博、寓意深刻，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和思想宝库，是打开神秘幽测的历史之门的一把锁钥，也是把握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性和文化特征的一个必要途径。

一、儒家史论的形成发展

了解儒家的史论，首先需要对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的各个构成要素进行一些必要的分殊。在中国古代，没有“历史”这一专有名词，与之相近的两个字是“历”与“史”。《说文》上说：“历，过也。”《广韵》上说：“历，经历。”《尚书》上说：“既历三纪，世变风移。”[3]其中“史”一词之含义近乎等于“历史”一词之含义。“史，记事者也，从乂持中，中正也。”[4]“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5]由此而言：“夫以史为手持中正，则判断尚矣，即所谓史识焉；以史为职掌隆重，文献所归，则史学尚矣；以史为是非之所判，劝勉之所资，则史德尚矣；至于剪裁润色，勒成一家之言，则即昔人所谓史才。”[6]

一般地讲，构成“历史”的要素大体可以分为史实、史料、史籍、史学等四个层面。所谓史实，是指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7]的时间之流中“往者不可谏”[8]的事实和真相，它具有唯一性，因而具有不可复原性。但是，人不仅具有记忆的本能，也具有好奇的本性。人希望认识自身，就不得不、也不能不对自身以往的史实进行回忆和分析，而其所凭借的物件，就是史料。“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9]广义上的史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记录以外者，如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等；一类是文字记录，如《四库全书》分类法确立的史部之列的史书，实际上经部、子部、集部中也含有大量的史料。[10]文字记录史料中的史书，就是史籍。史学“是一种研究或探讨”的学问，它力图弄明白“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11]史学的范围比较宽泛，举凡对过去史实、史料、史籍等进行研究的学问皆可称为史学。

史论与上述“历史”的诸构成要素都有关联，但又不尽相同。史论的构成要素包括两个必要的层面，一是历史事实，一个是对该历史事实进行的议论，而其中又以议论为主。古代的议论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通称为“论”。《韵术》中说：“论者，议也。”魏文帝曹丕认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12]即强调“书论”体重在讲明道理。西晋时期的陆机主张“论”体的风格是“论精微而朗畅”。[13]即强调“论”体要意义精深而行文流畅。齐梁时代的刘勰则对“论”体有着更为出色的解说和系统的梳理：

“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及班彪《王命》，严尤《三将》，敷述昭情，善入史体。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至如张衡《讥世》，颇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馀万字；朱文公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14]

在这里，刘勰给予“论”体以明确界定，强调“论”体“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的功用，把“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作为“论”体的衡量标准；同时，他还把“论”体分为政论、史论等不同种类，点评了历史上诸“论”体名篇，并初步分析了历史上的一些史论的得失。至此，“论”体的宗旨、风格大体确立。及至南朝萧统编选《昭明文选》时，特地收入了《汉书》、《后汉书》、《宋书》里面的论、赞、序等“史论”九篇，又使史论的内容、宗旨、风格大体得以厘定。唐朝刘知己对此总结说：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曰子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撰录，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当时者，则总归论赞焉。”[15]

由此可见，儒家的史论由来已久，或者可以说与儒家自身的历史相始终。其历史流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先秦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六个阶段。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本人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6]他的孙子子思也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7]。王船山则说：“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18]这表明，儒家学派尽管其开创者和奠基人是孔子，但其渊源有自。这个渊源，我们可以称做是原始儒家。出现于孔子之前而又经孔子删述的经书，作为原始儒家的文存，已经有一些相关的历史评论，或者说六经就是历史书籍或者历史评论。王阳明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是三代史。”[19]章学城更是明确地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0]“经者，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21]作为史书的经，序定人伦、发微大义，涉及历史评论处，故亦可看作史论。因部分经已在“儒学国民读本丛书”其他书本中选注，故本书没有再重复有关史论（《礼记?礼运》在秦汉时期予以节选）。本书史论是从孔子处开始选注的。“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22]孔子于中国上古历史多有精辟论述，实为儒家论纵论历史之发轫，亦大体奠定儒家论衡古今之基调。由于《论语》一书为语录体和问答体，且由于孔子时代文字记录不便，故孔子论史虽多蕴意精辟，然又多或论而不述，或言简意赅，或语焉不详。但《论语》全书渗透有厚重久远的历史意识，大部分条目涉及历史之事实或评价。因此，了解儒家史论，不能不从孔子始。需要注意的是，先秦时期儒家的史论还处于萌发和初创阶段，其史的色彩不很集中，而义理阐发稍多。同时，这个时期的史论中也有一些于今不可考的史实描述，如三皇五帝的一些事迹，等等。但古人所言，必有所据，不宜苛察。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由封建而郡县，中国由形式上的统一而到实质上的统一，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可谓绝无仅有。然而“秦以吏法精神而一天下，亦以此而速亡。”[23]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突焉。”在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使得抱守先王之道、遵从圣人大义的儒家被李斯讥为“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24]春秋战国时期的“棲棲遑遑”、“席不暇暖”儒家由此遭致严重打击，乃有“焚书坑儒”之难。“汉承秦制”，但不得不改变对儒家士人的态度：一则是儒家精神进入庙堂，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典型的象征；二是儒家士人进入庙堂，由此导致“战国为游士社会，西汉为郎吏社会。”[25]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引发了西汉初年人们对秦王朝兴亡原因的热烈探讨。陆贾《新语》十二篇向汉高祖刘邦提出了“马上治天下”而不能“得天下”、务必“逆取顺受”的警示，可谓首发“过秦论”之嚆矢。贾谊《过秦论》则开创了严格意义上的儒家史论，成为儒家史论中的不朽名篇。两汉时期史学大盛，《史记》、《汉书》中也有一些很好的历史评论，本书都予以适当节选注释。

“义胜利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26]一般的来讲，在治世和盛世，更是儒家得以发挥其修齐治平作用的时期；而于乱世，礼崩乐坏，人心无常，儒家虽有明道淑世、匡扶时艰的精神，也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27]，但总体上来看，儒家发挥的作用并不很出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在此变乱的情势下，人们迫不得已，只能在老庄思想中梦想着任自然、求逍遥，由此学理和思想都为之一变，前期玄学大为昌盛，后期佛学乘虚而入。然而，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秦、汉大一统政府种种法理制度的传统精神，早在中国历史上种下根深柢固的基础。”[28]儒家并没有完全退出社会场域和思想层面，只是暂时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却依然在现实中而不是梦想中维持着国家政治的运转，调护着芸芸众生的生命。在史学方面，当时已经形成修正史的传统，《后汉书》、《宋书》等里面仍有一些史论。一些忧国忧民的儒家士人也针对时弊写了不少的历史评论，如陆机“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辩亡论》二篇。”[29]因此，这个时期的儒家史论也并不是乏善可陈。此外，萧统《昭明文选》中有《史论》、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史传》，可谓对儒家史论分别从文献和体裁上作了一个梳理。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30]隋唐时期是继秦汉时期之后的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时期，人们通常把“强汉盛唐”并提，并以“盛唐气象”概括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钱暮先生说：“汉和唐，是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然而“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31]隋唐历史和秦汉历史如出一辙，唐朝也是在隋朝二世而亡之后建立起来的。因此，唐初儒家的史论有很多都围绕如何避免重蹈秦隋之覆辙而展开。唐朝时期，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及至中唐“安史之乱”后，社会迅速凋敝，虽引发儒家的深度思考。韩愈力倡“文以载道”，不但要复兴古文，而且更要续接儒家道统。这极大影响了后来儒家史论的风格特色，即从注重外在制度的历史评论转向注重帝王臣子心性道德的历史评论。在唐代，史学大盛，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评论史书的专著，即刘知几的《史通》。《史通》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评论史书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外篇论述史官设置、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五代十国时期，亦为中国历史上一大乱世，儒家建树不多，史论亦是很少。

宋代恐怕是儒家历史上史论最多也是最为出色的时期，其原因恐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知识分子实行宽惠的“佑文”政策。张立文先生说：“宋太祖实行‘佑文’政策，宋儒挺起脊梁，从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学权威中解放出来，大破汉唐的‘家法’、‘师法’，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掀起了一股具有创新力的、生气勃勃的学术潮流。[32]因此，“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3]有宋儒家史论巍巍壮观的另一个因素是国富而军弱，屡遭边境少数民族政权的欺凌侵迫，这极大激发了儒家士人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因此多借史论以述怀或建言。故钟泰说：“宋当金、元迭盛，宗社再覆，一时效忠之士，犹出讲学之徒。语武功虽有余惭，言学术亦更无匹敌矣。”[34]“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仅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就有史论百余篇。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评论历史的专著。范祖禹撰《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35]此外，孙甫的《唐史论断》、吕夏卿的《唐书直笔》、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等都是这类著作，而且亦颇副盛名。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是一部夹叙夹议的煌煌史论巨著。而在元朝，儒学甚是衰弱，虽有像“元朝一人”、“朱子后一人”许衡这样的大儒，但儒家基本上没有什么著名的史论文章传世。

明清时期儒家的史论，有些不尽人意。其中的原因在于明清时期不但没有赵宋时期的“佑文”政策，而且对知识分子实行禁锢扼杀，集权专制有甚于以往，儒家士人不敢畅所欲言，对于历史上之得失和现实中之是非，不能大发议论。明代时期儒学虽然亦算昌盛，然而却“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36]同时，有明一代心性之学大为泛滥，而于经世致用之史学不加关注，故而黄宗羲批评有明士人“天甭地解，落然无与吾事。”[37]在清代，情况更为严重一些，“文字狱”的迫害政策迫使知识分子埋头于故纸堆，导致小学、考据学兴盛，即使有些史论，也多尽考证堆砌之能事，凌廷堪的《两晋辨亡论》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明清时期儒家的史论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明清交替之际，儒家史论亦曾昌盛一时，三大家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尤为出众，特别是船山，著有《读通鉴论》、《宋论》。两者不但为史论专书，而且可以说是登儒家史论之颠峰。梁启超评价《读通鉴论》是“批评眼光，颇异俗流。”[38]章太炎则说：“衡阳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雅驯。”[39]第二，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并最终衍变成狂风骤雨之势，儒家士人因应“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受西学影响，在纵论历史、品评得失时，已远非传统儒家思想所能笼络。严复《僻韩》、梁启超《正统论》就反应了这个时期儒家史论的此一特点。章学诚《文史通义》是继《史通》之后又一部史学评论专书。它对清代以前的史书体例有较广泛的论述，而着重阐发作者本人对一些史学理论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