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后发国家中，“现代与传统”这个主题不断以不同的问题得以呈现。就中国而言，这个主题以“中西体用”、“国民性”、“科玄论战”、“古今”、“洋中”、“儒家资本主义”等等不断变换，但核心问题依然是一以贯之的，即中国古典的社会形态和知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的形态，是与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不同的“传统”，因此，作为中国古典价值体系的核心的儒家思想，始终不免于被视为“现代”的对立面，阻止着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进化”，因此，在标准的现代性话语中，儒家始终是“古代”、“落后”，代表着中国沉重的负担。所以近代中国的一个独特景观是爱国主义甚至“民族主义”均以否定自己的传统作为奋斗目标。正因为如此，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而已。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保守主义者。”[1]

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其攻击的矛头就是儒家，即所谓“打倒孔家店”，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有一种被符号化的过程。罗志田认为近代知识阶层对儒家的批评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儒学再造”过程，也就是借批孔教会这样的名义，将儒家描述成一种“迷信”，进而成为当时所盛行的“进步”和“科学”的对立面。说：“然而，尽管正宗的儒学或时人所说的‘国学’恰不欣赏‘子不语’，许多反孔反儒的新学家总是将两者并联起来视为一体，等于是传统的‘再造’，则其批判打击的‘传统’实已具有一定的虚悬意味。新文化人其实是有意识地对中国社会某些特定面相进行‘主动’观察，故多见所谓的‘乌烟瘴气’，并将‘怪力乱神’的猖獗看作以‘孔家店’为代表的传统之余威不绝，具有诡论意味的是，这些反孔教的趋新人物力图打击此种旧文化‘妖焰’的复炽，却不啻继承了儒家的正统精神。”[2]

这种简单化的倾向几乎为当时的激烈批评传统的人士所共有，比如将礼治看做是专制，将学习儒家经典看做是仕途的敲门砖，似乎有一些道理，但全是情绪而非学理的，这一点连新文化人士也明确承认是有意为之。因而他们所采取的语言均为激烈而夸张的，这一点尤以陈独秀和吴稚晖等人为最突出。比如，陈独秀等启蒙人士则努力将孔子与“复辟”、“倒退”联系起来，他说：“若尊孔而不主张复辟，则妄人也，是不知孔子之道也。”[3]而这种话语随着科学主义和社会发展史观的确立，似乎成为一种定论，因此，孔子成为“复辟”、“开历史倒车”的人。

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结论一直被中国共产党所坚持，且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传统的观念和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观念均被禁止传播，而儒家则一直被看做是“旧”的典型而被清理。批评儒家的言论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潮中，被进一步放大和夸张，而孔子本人由于与林彪捆绑在一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 

引子：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

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真正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政治运动的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材料所证实。比如利用批“周公”来隐射周恩来，但一般认为主要还是要借此证明在经受了林彪事件冲击后，“文化大革命”依然具有其合理性。这一点当时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说得明白：“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4]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运动发动者希望通过这场近乎“焚书”“坑儒”的运动来消除知识分子心中依然留存的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影响。任剑涛说：“‘文化大革命’，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建立于彻底地以新的政治理念取代传统权威的意图之上的思想重建运动。从性质上看，它是一场在对峙传统经典与现代性追求的前提条件下，由政治领袖亲自发动的思想--政治运动。从思想的视角分析，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功过清算运动中，有的人将之称为‘大革文化命’，这里的文化，就主要是指的古典文化。这种表述，确实简单明白地刻画了这场运动的文化意欲。从政治的视角观察，文化大革命旨在树立起新思想的政治权威。作为一场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它的社会动员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方式是现代的。结果也还真是严重破坏了传统，而使得中国人对于"现代"的接受，稳固地建立在蔑视传统的基础之上。而且，制约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所谓与两个传统的决裂--与传统的所有制的决裂，与传统的观念的决裂，也凸显了运动的思想指向。……

因此，像批林批孔那样，将思想清算与政治清洗合二为一的社会事件，才变得可以理解。本来，批判林彪，仅仅只是从政治层面着手，就是可以达到政治清洗的目的的。但是，1950年代以来的思维习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只是一场简单的政治清洗运动。它必须要有深层次的思想运动来为其奠基。这样，才可能达到强化政治认同的目的。于是，经典再次落到被政治利用的可悲境地。孔丘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林彪的政治搭档与思想伴侣。”[5]

当然将孔子作为林彪的政治搭挡与思想伴侣并非只是政治和思想上的动机，一直以学习毛泽东著作^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林彪住处，人们发现了肯定孔子、孟子的言论。特别是“克己复礼”等等，于是，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批发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月8日至11日，国务院教科组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接着报刊上便出现了许多“批孔”的文章。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指示北大、清华成立了专门的“大批判组”，并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 1974年1月《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被转发到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而在1974年4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的《孔丘其人》一文，用通俗的笔法，将当时对于孔子的基本观点做了具体的描述。文章一开头写道：“孔丘其人，顽固凶狠却又十分虚弱，阴险狡诈而又极端腐朽。这是他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本性，也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

接着又以从五个方面来“深入揭批”。（1）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2）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3）凶狠残暴的大恶霸；（4）不学无术的寄生虫；（5）到处碰壁的丧家狗。

虽然无论是思想动机还是政治目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陈独秀将尊孔和复辟结合起来，是为了反对那种试图运用传统的思想资源阻碍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引入的话，文革期间所谓的“复辟”是试图复“资本主义”之辟还是复“封建主义”之辟就值得追问了，但这些问题将不拟在本文展开，本文所关注的则是梁漱溟对于将孔子描述为“复辟”、“保守”的愤怒，如果站在“从道不从君”的儒家立场，那么梁漱溟的确是最具有儒家的风范的。

一，梁漱溟：“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 

在前揭《孔丘其人》一文中，对于孔子与复辟之间是这样描述的：“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他的祖先原是宋国的大贵族，后来搬到鲁国。到他父亲郰叔纥一死，孔家就更加日益没落。孔老二从小接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教育，年轻时就走上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道路。阶级的衰败和家庭的没落，更使他顽固地、狂热地为恢复被夺去的“天堂”而斗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孔丘终生的复辟梦想。它的集中表现，便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 ……孔丘这个家伙对于往日奴隶主阶级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十分怀念，对于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刻骨仇恨，满脑子反革命复仇思想。看到烽烟滚滚的奴隶起义，孔老二破口大骂是‘强盗’和‘祸害’，恨不得斩尽杀绝。郑国奴隶主在一次镇压奴隶起义时，杀害了全部参加起义的奴隶，他听到后狂叫‘杀得好！’（《左传·昭公二十年》）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奴隶主屠杀有理，奴隶造反无理，他完全是奴隶解放的死对头！”[6]

根据梁漱溟的自述和别的传记或史料的记载，他所最不能接受的便是将孔子视为“奴隶制度”的维护者和主张“复辟”的人。1973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在持续的学习过程中，许多人已经开始按照杨荣国等人的观点，将孔子说成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开历史倒车”的阴谋家。对此梁漱溟始终没有表态。 1973年12月24日，政协召开批林批孔的学习会。会议刚开始，有人就警告梁漱溟：“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面有一个感情问题。”说与不说都无法过关的梁漱溟只好表态：“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好说。毛主席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发表，怕有碍当前的运动。”性格耿直的梁漱溟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回头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由我们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任，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7]

显然，梁先生并非是一定想成为运动的对立面，或许他明白成为对立面的滋味。因此他想以保持沉默的态度来应对，但当他听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会议中，顺便批判了梁先生，说“梁漱溟何许人也。”因此性格倔强的梁先生便决定将自己的态度说出来，1974年2月22至25日，梁先生用了两个半天约8小时的时间作了《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首先就明确提出对于批林批孔中许多观念的异议。其立足点有两条，首先是认为中国社会发展有其特殊性，不适合用五阶段论来简单地划分，这是梁文的重点所在，也是他为孔子辩护的基本依据。“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即如认为孔子护卫奴隶制之说，便不合事实。其说殆误于社会发展史分划五阶段为世界通例子，而不知其不可泥执。”[8]

由于批评者一般会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句作为正当性的根据，所以梁先生只能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恰好证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向。这也暗合梁先生所谓文化发展的“三路向”的立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就在其破除一切教条主义。凡执着于社会发展史五阶段说者，无见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者，不可能于中国社会文化有认识，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孔孟之道。于此而言批判孔孟，只能是卤莽灭裂，脱离了马克思主义。”[9]

随后，梁文便将重点切入关于“复辟”、“倒退”的批驳上，认为劳心、劳力之分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时而言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我们不能以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来要求几千年前的孔、孟。“时下流行的批孔言论，总是指斥孔孟代表着一种‘复辟’‘反动’‘倒退’的运动；这在表面上似乎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而言，其实往往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而不自知。如像大骂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即为一好例。在我们今天正向着泯除劳心劳力的阶级分别前进，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信乎要求劳心劳力合一，那是不错的。但你不能以此责备数千年前的古人。”[10]

“克己复礼”是“复辟”论的主要论据，也是批林批孔时期的关键词，但梁先生赞同康有为“托古改制”的解释，认为孔子因为以仁释礼，强调礼的内在情感呈现，因此，不能据此推出孔子搞复辟的结论。他说：“时下批孔运动是由批林引起来的。因‘克己复礼’像是林彪念念在心的大事，时论便集中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认为孔子是要复周礼，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林贼搞复辟不搞复辟不足论，误以为孔子怀抱复古倒退思想则不容不辩。”[11]接着他举出三个理由认为孔子不是复辟倒退的人。

其一，克己复礼主要是就个人自己的生活修养而问，不涉及社会制度。孔子的回答也是就各人的不同特点而发，完全不涉及社会制度，因此把复礼解释为复周代之礼，完全不对。

其二，孔子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主张礼要以情理作为其内容，而反对拘泥于表面的繁文缛节。

其三，孔子是钦佩周公，但他做损益，完全是行托古改制[12]

即使是对于三纲五常，梁先生也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有其内在的根据，它存在，而且存在如此长的时间，表明他符合社会的需要。“如果孔孟之道就是吃人的礼教，吃人礼教就是孔孟之道，则数千年来中国人早就被吃光死光，又岂能有民族生命无比绵长，民族单位无比拓大之今日？”[13]

因此，梁先生认为，儒家代表着中国历史上的革新力量，并非是不知变通的抱残守缺之人。“试数看以往历史上革新变法的人物孰非读孔孟书的儒士。今必以腐儒、陋儒，那些偏执欠通之人代表儒家，以复辟倒退、反动等罪名加于儒家，岂足以服人？”[14]

针对当时认为妨碍或缓和阶级斗争而进行批判的“中庸之道”，梁先生也进行了辩驳。“像所谓‘中庸之道’，一般均理解为折衷主义，不斗争而调和，即其一例。然而细审原书‘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话，见得中庸不是浮浅的事，不是折衷调和的意思。听说陈伯达曾用辩证观点或辩证法来解释中庸，完全是附会胡说。”[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