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源头或可上溯到临世于殷周之际的《周易》，那被用于吉凶贞问的筮卦所默示的乃是人对“命”的究竟的眷注。肇自老子、孔子，哲学的旨趣转而辐辏于“道”——它意味着以价值自觉为枢机的人生境界在中国人这里的开悟。由“命”而“道”的演递，略相当于苏格拉底前后古希腊哲学的变迁(见拙论《从“命运”到“境界”》，载《哲学研究》1996年第2期)。敞开这段哲学的史迹，这脱不开中西比勘的考辨也正关联着如此的却之不去的人文话题：人成其为人，其心灵祈向何以总会有形而上的一度？

一、“一”与“多”

哲学的慧眼在于从“多”中窥出“一”来，它搜求着的始终是一以贯之于森然万象的生机之几微。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第一个说出“从一切产生一，从一产生一切”这一命题的哲人，但在他之前，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早就以自己的方式为万物寻找那“始基”的“一”了。无论“水是万物的始基”、“无限（者）是万物的始基”、“气是万物的始基”抑或“火是万物的始基”显得怎样互不相入，“始基”对于万物那种“一”与“多”的关系却终于为始基的不同悬设者所允诺。赫拉克利特之后，从毕达哥拉斯到德谟克利特，哲学家们依然热衷于“始基”的究问，“一”与“多”的措思线索也因此得以再度延伸。当苏格拉底开始以人的“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作为哲学的职分时，“始基”的魅力终于消歇了，但由“美本身”、“善本身”、“大本身”的拟制所引出的柏拉图的“理念”，却把又一种赋予“多”以生机的“一”带给了哲学。从此，西方哲学几乎一直笼罩在这愈益自觉的“一”与“多”的张力下，以至于怀特海和海德格尔竟会分别以格外敬重和不无揶揄的口吻作出全然一致的断论：整个西方哲学史原只是一再演绎着的柏拉图主义。

然而，见于西方哲学的“一”与“多”的思趣是否还可印证于中国?胡塞尔曾带着西方人的那份自豪感宣称：“哲学说希腊语”，我们中国人是否也可以毫无愧色地告知世人：“哲学说古汉语”呢?

中国人对“始基”从来就没有太多的兴趣。《管子·水地》确曾说过：“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但即使这说法略可比拟于泰勒斯，也只是一种特例。与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处在时代等高线上的中国哲学是演示在《周易》古经(以下简称“《易》”)中的易理，不过，那时，这不曾命题化的易理还只是默运于“人谋鬼谋”(《易传·系辞下》)的筮、卦。“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系辞上》）如果说在《易》中真正起结构间架和脉络贯通作用的是八卦两两相重后所得到的六十四卦，那末，将事物依其自然或本然界限尽分于“二”的方法便是六十四卦所示易理的契机所在。“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数的逻辑固然可以表示为2¹=2、2²=4、2³=8、2⁶=(2³)²=64，“太极”则未尝不可示意为2⁰=1。“太极”并非“始基”，但它在《易》的易理系统中正可视之为“一”，并且就2⁰(阴、阳未分或“零”分)而言，它又恰可以了解为“零”极或“无极”——由此，宋儒周敦颐所谓“无极而太极”之说也可得一谛解。诚然，无论是“两仪”、“四象”、“八卦”，还是“太极”，其如此称谓都在《易传》为之命名之后，然而《易》中虽无其名，却已早有其实。“两仪”即阴(--)、阳(—)两种态势，“四象”即对“两仪”按阴、阳两种势向再度两分后所得到的四种气象(— —、-- —、— --、-- --)，“八卦”而“六十四卦”则象征万物及其相互关联。倘对“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称之为“有”，“太极”或当称之为“无”(2⁰——未曾二分或“无”分)；倘称“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万物”之“象”)为“多”，“太极”则又可称之为“一”。中国哲学的原始根荄深藏于《易》，“有”与“无”、“多”与“一”的诡谲理致涵淹在古经卦画的移易迁变之中。比起古希腊哲人由“始基”的悬设所引生的“一即是多”的哲学慧识来，中国《周易》古经对“一”与“多”的措置是另一种情形，但同样有着终极意味的另一种“一”，毕竟也为哲学之光在东方的泛起给出了一条足够辽远而漫长的地平线。

从《易》到第一部释经的文字《易传》，尽管其主题词由“吉凶休咎”转而为“崇德而广业”(《易传·系辞上》)，“一”与“多”的微妙张力却一仍旧贯。中国先秦诸子学说几乎无一不结缘于《易经》而又多少收摄于《易传》，其中最堪称述的莫过于以老子为始祖的道家和由孔子创学立教的儒家。老、孔学说皆起于“周文”式微、人道陵夷之际，其分野只在于：老子试图从根本上超越“人”与“文”的纠葛，以“绝圣弃智”、复归“自然”提撕一种“无为”、“自化”、“致虚”、“守静”的人生境界，孔子却宁愿在“天”与“人”的张力下把握“人”与“文”的张力的分际，返本察识“文”的真趣，从天人同德处求取人文精神的回机向上。但不论怎样，他们各自都有一以贯之之“道”，这“道”作为“一”隐帅着道、儒视野中天地、万物的“多”。正像苏格拉底之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一”——比如柏拉图的“善的理念”——已经有了相当自觉的价值内涵，老子、孔子之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道家的“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之“道”或儒者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之“道”——也都导向一种终极意趣上的价值。

同是“一”，老子、孔子之前中国哲学中的“一”是“一”于“命”，“命”牵动着一切；老子、孔子之后中国哲学中的“一”是“一”于“道”，一切皆为“道”的价值之光所烛照。中国人由“命”进于“道”的时代大致相应于古希腊人从“命运”到“境界”的时代，这时代——雅斯贝尔斯称其为“轴心时代”——的先知在古希腊是苏格拉底，在中国则是老子和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