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思和说：“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史学则重本朝掌故，地理则中边疆舆地，而经学则提倡今文。前二者皆自魏源倡之。今文之学虽非倡自魏氏，而魏氏亦一重要之倡导人物也。”[1]此话是焉。

一八一四年，魏源随父入京，在京他从常州学派的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从此治经主今文经学。满清一代学术的变迁，梁启超说，一言以蔽之，“以复古为解放”。周予同认为“清儒复古，其解放是消极的自然结果，积极的目的在于‘求真’。”[2]

清代今文学复兴的出发点是《春秋公羊传》。公羊学说，从“微言大义”解释《春秋经》，在儒学中独树一帜。董仲舒适应汉武帝时期的政治需要，对这一主张“改制”的学说大加发挥，使公羊学成为西汉的“显学”。至东汉末何休为《公羊传》作注，撰成《春秋公羊解诂》，进一步推演阐释，形成比较完备的“公羊家法”。公羊学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一）、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二）、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二四二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按《公羊》学派的“三世说”：“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 “所见世”是“太平世”，“ 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3]。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三）、解释性。公羊学专门阐发“微言大义”，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春秋》之义加以解释或比附，以这种解释经义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时代激烈变动之际更便于容纳新思想。然则，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继承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传统，发挥了自董仲舒所提出的“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4]这一思想主张，他们从通经的角度出发，议论时事，干预时政，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但从严格意义上讲，仍属于在学术上反东汉古文经学而向西汉今文经学复归，尚未能把“公羊学”引向现实政治。把“公羊学”变为批判现实社会弊端、改良社会，使之成为“经世致用”的思想武器者，是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目睹清朝统治急剧衰落，深感社会矛盾深重、危机四伏，故用公羊学说唤醒世人，倡导变革。他说：“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形与天道”。[5]认为五经皆有三世之法，并不是唯独《春秋》。此说启发了康有为以《公羊》通群经之说。他对于公羊三世说哲学体系实行革命性改造，论证封建统治的演变规律为“治世——衰世——乱世”，他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也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大声疾呼衰世已经到来，“乱亦将不远矣”。[6]从此，公羊学说同晚清社会的脉搏相合拍，成为鼓吹变革、呼吁救亡图强的有力的哲学思想武器。龚氏写有一系列重要政论，有力地论证：“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7]并且警告统治者，不改革就自取灭亡。他又形象地用“早时”、“午时”、“昏时”来描述三世：日之早时，“照耀人之新沐浴，沧沧凉凉”，“吸引清气，宜君宜王”，这时统治集团处于上升阶段；日之午时，“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统治集团还能控制局面；到了昏时，“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统治集团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预言“山中之民，将有大音声起”， [8]大变动就要发生了！跟古文学派一向宣扬三代是太平盛世、统治秩序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僵死教条相比，龚自珍所阐发的公羊三世哲学观点，新鲜活泼，容易触发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启发人们警醒起来投身于改革的事业 。

“魏源……喜言经世，后来不遇，转而治经。……从魏书出而《诗 》、《书》始复于西汉……对于今文学的复兴，不能说没有功绩。”[9]今文经学在西汉时和政治的关系就比较密切，它主张”变“，认为《易经》说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政治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变的。

魏源在今文经学思想上主要持“变易”态度。今文经学有所谓“三统说”，这是魏源“变易”思想的主要来源。“ 三统”说也叫“三正”，在西汉时的《尚书大传》中即有记述：

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

大体说来，“三统说”的涵义是：每一个朝代都有一“统”，“统”是受之于天的，旧王朝违背天命，便由另一个新王朝“承应天命”来代替。新王朝就必须“改正朔，易服色”。他们把朝代的交替，归之于“黑统”、“白统”、“赤统”三个“统”的循环，得到哪一个“统”而为天子的，那时的“礼乐征伐”就得按照哪一个“统”的定制去办理。以夏、商、周三代分别是“黑统”（人统）、“白统”（地统）、“赤统”（天统），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各有因革损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孔子不也曾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吗？

魏源颂扬“三统”，是想利用“三统”的变易学说作为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史家正统之例，实《春秋》通三统之义”。他说：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高辛、尧、舜，而不数少昊氏。斯义也，本之董生论三统，孔子论五帝德，《国语》柳下惠论祀典。盖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修之，故柳下、孔子、董生、太史公论列五帝，皆祧少昊一代于不言，视《月令》郯子所论，识殊霄壤。此正统本于三统之明徵，岂徒胪列纪载，体同胥史，遂并董狐乎？[10]

 既然夏、商、周三代有因革损益，那么当前的政治为什么不能改革呢？魏源认为：“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以《论语》‘监二代’，荀卿‘法后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11]

魏源以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12]他根据《史记·天官书》的记载，对照当时的天文现象，发现有些星古有而今无，有些星古无而今有；不仅如此，古时“天差”与当时也不同，由此他得出古之天，不同于后世之天的结论。他对照古史关于荥泽、巨野、济水等方位的记载，发现与当时方位皆不符合；更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地理改变，这使他认识到古代之地不同于后世之地。针对“下士”、“俗儒”不知地理变迁而妄发议论的现象，魏源列举长江、汉水、湘江、鄱阳湖、洞庭湖等水道变迁情况，证明“经中之地理异于今日地理”[13]。

接着，魏源又从各地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上，论证古人皆不同于今日之人。他说，三楚之人今天不再留着长胡子，勾吴之人也没有纹身的习惯，淮徐之人不再被人称为戎夷之种，伊川人也不再披发，因而魏源认为这是“人变于古矣”。魏源还发现古代人们的食物如麻、菽、亨葵之类现已不再为人所食；古代所衣之布为麻葛所织而成，而现在却为棉花所织成；古代的货币只用黄金而无白银，现在却广泛地以白银为货币。由此看来“物迁于古矣”。

魏源不仅认为天、地、人、物都在时刻变化着，而且认为人类社会也在时刻变化着，他将历史现象比喻为一大奕局，千变万化，“自三代之末至于元二千年，所谓世事理乱、爱恶、利害、情伪、吉凶、成败之变，如奕变局，纵横反覆，至百千万局。”[14]至于作为现实反映的文化，也在不停的变化之中，“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15]礼乐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魏源还继承了龚自珍：“史例随代变迁，因时而创”[16]的理论，认为史书的编写体例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说：“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17]所以，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不论是物质方面，还是文化方面，整个世界都在不停地变化之中。

魏源认为世界的这种变化是历史大势所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是祖宗，“圣人”，抑或是天地都不能阻挡这种变化：

圣人用世，肉刑必当变；匪直此也，春秋讥世卿，恶其以贵族妨贤路，则知选举必当变；春秋合伯、子、男为一等，使国无过大过少，以杜兼并，则知封建必当变；录《费誓》《、泰誓》于篇末，示费将代鲁，秦当代周，曰韩、赵、魏以陪臣代诸侯，秦起戎翟，以并天下，则之天下大势所趋，圣人即不变之，封建亦必当自变。……惟王变而霸道，德变而功利，此运会所趋，即祖宗亦不能不听其自变。[18]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夫子删书始自唐虞，以人治不复以天治，虽天地亦不能不听其自变。[19]

既然现在的天、地、人、物是从古时夏、商、周三代的天、地、人、物发展而来，那么，“变古愈尽，便民愈甚。”[20]变化的根据就是把不合理的旧制度变革得越彻底，对人民得好处就越大。所以“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治，诬古不可以语学。”[21]

魏源认为那些“言必称三代”的人，是“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22]，只能说是“庸儒”，流毒无穷。他说：“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稗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23]庄周喜欢上古时代，上古时代的风气肯定是不可返回的了，徒然使晋代人藐视礼仪法度而危害社会的风俗教化。宋代儒生专门讲夏、商、周三代，三代的井田、分封、乡举里选等制度肯定是不可恢复的了，只不过使讲求功效、注重实利的人们用迂腐空疏的罪名来指责儒家的思想学术而已。因此不能守旧泥古，而要变古因革。魏源认为今文经学，主要是西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他在论今文经学之复兴事出必然云：

西经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训诂声音之学熄于魏、晋，其道果孰隆替哉？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箸。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他著《诗古微》，“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孙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24]攻击《毛传》及《毛传》中的“大序”、“小序”，而专主齐、鲁、韩三家，用以昭明周公、孔子“制作以救天下当世之心”，昭明“古圣忧患天下来世之心”（同上）；又著《书古微》，说不仅阎若璩所攻击的东晋时出现的《古文尚书》和《尚书孔氏传》系伪造，就是东汉马融、郑玄的《古文尚书》也不是孔安国的真本，而是出于扶风杜林。认为西汉伏生得《尚书》二十九篇于屋壁，欧阳氏和夏侯氏传授其学，才是《今文尚书》。他研究的心得体会是：“其得于经者凡四大端：一曰‘补亡’：二曰‘正伪’：三曰‘稽地’；四曰‘象天’。”[25]魏源在这方面的成就，齐思和先圣予以概括：“先生于今文学，既辑《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以明汉儒传授之源流。又成《董子发微》七卷，以明董氏《春秋》之学，更由《春秋》推而至于群经”；“对于今文学最重要之贡献则在其《诗古微》、《书古微》二书”，《诗古微》在前人搜辑的基础上，将失传已久的西汉今文经学派鲁、韩、齐三家所据《诗经》文本及其论说“组织为一系统，以攻毛、郑而张三家，扶危继绝，厥功甚伟”；《书古微》意在“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26]经二三十年之惨淡经营，“旁搜远绍，钩沉阐幽，表西汉之遗说，寻坠绪之茫茫，其抉微起绝之功，有足多者，特其工作之艰难，更甚于《诗》”。[27]

魏源的今文经学思想，态度明确，立场坚定，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其“变易”主张更是直截了当、铿锵强硬。魏源是在道光中叶，内部攘乱，外敌侵入之时倡言“变易”的。此时的时代环境已容不得动辄以经书为指归，根据经书立论，围绕经书阐扬《春秋》之“微言大义”了。内忧外患，大敌当头，治经要“致用”才去作，“变易”是为了“经世”， 以“救裨当世”。因此，魏源索性不拘泥于什么师法、家法，即不惑经崇上，也不泥守古方，直接上探西汉今文经学，即斥《毛诗》，又尊董仲舒。主张摆脱传注，直求经义，用自己的体会来解释经书，根据当时的形势，参考经籍，发挥经义。他说“故废谱而师心，与泥谱而拘方，皆非善弈者也。有变易之易而后为不易之易。”[28]他是为了议政言事借用今文，从明“今学之正”的。就跟皮锡瑞所说：“借事明义是一部《春秋》大旨。”魏源以为六经“皆圣人忧患之书”，所以他和那些守家法、师法，为经学而治经学的考据正统派迥然不同。他比较强调口传微言大义对于《春秋》的重要性远胜于章句：

《春秋》之有公羊氏也，岂第异于左氏而已，亦且异于谷梁。《史记》言《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以制义法，为有所刺讥褒讳抑损之文不可以书见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汉书》言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夫使无口受之微言大义，则人人可以属词比事而得之，赵汸、崔子方何必不与游、夏同识：惟无其张三世、通三统之义贯之，故其例此通而笔碍，左支而右之出。……是故以日月名字为褒贬，公、谷所同，而大义迥异，则以谷梁非卜商高弟，传章句而不传微言，所谓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此江公于董生齐名，而董生之业卒显欤！[29]

魏源的这一强调与经世派的主张一脉相承。林则徐自称四岁时就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从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30]的儒家启蒙教育。

他除承袭了今文“张三世、通三统”对于解《春秋》微言大义的重要性外，还借此以言因革，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如此坚守“公羊”立场，绝对不是出自门户之见，而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必然反映。通过这一点，我们就发现，魏源的思想是比较宽和的，只要为了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他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东西的。魏源认为以往的经学之教弊在使“经术之教”与“政事之教”相脱离、相分裂：

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于外儒矣；宋贤出有道学名，而世之儒者又自外于学道矣。……《春秋》列国二百四十年，自郑人游乡校以议执政外无闻焉。功利兴而道德教化皆土苴矣。有位与有德，泮然二途；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循，又泮然三途。[31]

而这种经学教育的结果，不可能导向“以实事程实功”，而只能导致轻视政事。他认为，轻事功无益于挽救民族危亡，因而主张“以经术为治术”，把治经引向“治世”。可见，魏源是名副其实的以“复古”为手段，以“革新”为目的了。然而变革并不是说变就能变的，因为变革必然要触及、损伤那些既得利益者（魏源所说的中饱私囊的“蠹虫”们）的根本利益，这些人必然阻挠改革，也不可避免地会触动某些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这样必然会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他说：“天下大政，利于国利于民者，必不利于中饱之人。”[32]“利国家之公，则妨臣下之私。”[33]“弊之难去，其难在仰食于弊之人乎？”[34]“仰食于弊”之人的既得利益被剥夺，他们自然不会甘心，总会找出种种借口，反对甚至破坏改革，魏源在协助两江总督陶澍进行盐政改革时，就遇到不少人的反对，但他们不为外议所动，果断地废除纲盐制，改行票盐制，同时裁除种种陋规，“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35]魏源指出弊端出在中间手续烦难、中转程序烦重：“弊必出于烦难，而防弊必出于简易”，[36]“繁重而弊愈滋甚，易简而弊无从生，是易简之中严密存焉。”[37]魏源的这一见解是非常睿智的，腐败往往容易滋生在那些借助手中权力谋私利者的身上，尤其是享有特权的人。

鸦片战争后，魏源的经世、变易思想有了转变。他非常自觉地倡导某些具有近代因素的思想观念。他摒弃了天朝中心的地理观及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代之以对外开放的观念，还大胆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总对策。（见第三部分）魏源认为不改变人心之积患，改革就难以继续。他说：“不难于祛百载之积患，而难于祛人心之积利。”[38]又引明臣王阳明之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39]他认识到最难之事在于除去人们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在封建社会里，承平日久，人心殚于改革，略有更张往往就会引起传统势力的反抗，“一人倡议，众人侧目，未兴天下之大利，而身先犯天下之大忌。”[40]所以，改革之前必须充分考虑到大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讲究策略，既不强人之所不能，禁人之所必犯，又不革弊太尽以至激而反之。他说：

强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虽然，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而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用人太骤，听言太轻，处己太峻，亦有能发不能收之者矣。[41]

在魏源看来，北宋中叶仁宗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韩琦、范仲淹等人所进行的十余项改革“更张阔大，多不便于时人，读言议四起，卒皆不安其位以去。”[42]庆历新政因此而流产。魏源这里所表达出来的担忧其实反映出魏源的预见力。戊戌变法的失败某种程度上就应验了魏源的预见。或者说魏源对中国历史文化有过反思、省察，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担忧历史的“循环”现象再现。从这一点上讲，魏源今文经学的成就就比龚自珍大。

魏源多次强调人才对于振兴国家民族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强调人才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进而强调风俗人心对振衰起弱的重要作用。他比喻说：“国家之有人材，犹山川之有草木”[43]。山川没有草木，便没有生气；国家没有人才，就不能兴旺发达。魏源知道再好的法律制度，一旦经由不良官吏去执行，也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所以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材。他指出人与法相比，人比法更重要，“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难于得方，而难得用方之医；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44]“苟非其人，法不虚行。”[45]“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能立法矣”[46]。又指出才与财相比，才更重于财。“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47]。国家“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只要“官无不材，则国桢富”，“人材进则军政修”，“五官强，五兵昌”[48]。

如何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呢？魏源提出改革应“乘天时人事”。魏源非常重视选准时机，进行改革。魏源将改革所赖以进行的种种客观条件称之为法律制度“亦必因时而当变” [49]，“敝不极不更，时不至不乘”[50]，又说：“时乎时乎，智者争之。”[51]相反，如果客观条件尚不具备，“时之未至，虽圣人不能先天以开人。”[52]结果只有扰民生事，于世无补，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他说：“禾未熟而登场，获者弃之矣；果未熟而登盘，食者吐之矣。……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乱，化未熟而急变俗，俗必骇。”[53]魏源以生动的比喻，透彻地说明了客观条件成熟与否，对于改革成败的重要作用。

魏源不但倡言变革应善于抓住时机，果断改革，而且是这一思想的积极实践者。他在两江总督陶澍幕府时，积极推动漕运改革就是一例。在对当时各项条件分析之后，魏源觉得漕运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古代国都不完全靠近大海，即使靠近大海而“海道不通，海氛未靖，海商海舶未备”，不可能由海道运送漕粮。而到了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年），不仅上面几个条件都具备，而且由于运河水道淤塞，漕船搁浅，粮食难以运抵北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改行海运。魏源抓住了这个时机，在他的推动下，江苏试行海运，节省运费过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