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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儒家思想形而上的价值依据——《易传》儒道结合的政治思想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易传》之成书及学派归属问题考辨

1.《易传》之成书问题考辨

《易传》作为一部解经之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易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易经》是一部以卦、爻辞为基础预测人事吉凶祸福,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活动的卜筮之书,那么,《易传》则是一部以解经为形式,在借鉴早期儒家思想以及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继承《易经》卦、爻辞符号系统从而有了自己系统思想体系的哲学著作。对《易经》的成书年代,传统观点认为是作于殷末周初,“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1“文王拘而演周易”。对此我们不做过深的探究。对于《易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自欧阳修提出“系辞非圣人之所作”后,《易传》的著作年代便成为千古难决之谜,聚讼争论不已,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早于孔子说、春秋末期说、战国中期说和战国晚期说,下面对以上观点做进一步的展开叙述。

(1)《易传》的成书年代不晚于孔子说。持此观点者以郭沂为代表。郭沂在《〈易传〉成书与性质若干观点平议》2一文中利用排除法对《易传》作于战国后的几种观点进行否定后,得出了“《易传》的时代不可能晚于孔子”的结论。(2)春秋末期说。此说为传统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易传》为司马迁所作。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3汉班固也说:“文王……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4王充也认为:“孔子作《彖》、《象》、《系辞》。”5班固、王充所持观点乃据司马迁而来,自古及今持此观点者大有人在,其行文方式也大致雷同,成为中国古代最流行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但据研究者研究成果显示,《易传》中记载叙述的一些内容显然晚于孔子时代,传经者只是为了论证作为儒家经典的《易传》的权威性而把其著作权归之于孔子而已。从司马迁的话语中,并不能得出《易传》为孔子所作的结论,而事实是,现存最早明确说孔子作《易传》的文献不是司马迁等人,而是纬书《周易乾凿度》:“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读,五十究《易》作《十翼》。”由于该书为伪书,故其所言并不可据信。后人多不注意该书的存在,故把司马迁模棱两可的话当作了孔子作《易传》的依据。(3)《易传》非孔子所作。在宋以前,没有人怀疑《易传》为孔子所作。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宋欧阳修。欧阳修认为,《易传》的思想内容颇有相抵牾之处,“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易》字当系笔误),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6。假如《易传》真为孔子所作,那么其思想应前后一以贯之,不应有言外之辞。故欧阳修得出结论说,《系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7但欧阳修还是做了保留,认为《彖》、《象》为孔子所作。到了清代,崔述在总结前人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对孔子作《易传》之说进行了全盘否定,指出不仅《系辞》而下非孔子所作,《象》、《彖》等也非孔子所作,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观点。他的理由是:“孟子之于《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于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不遗余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8当代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也持相同看法。9(4)战国初期与战国中期说。刘大钧先生通过深入的研究和详密的考证,将《易传》各篇文字与老庄、思孟的传世著作相比勘,认定“《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写成”;“《易大传》之《彖》《象》《文言》为思孟学派所整理、润色,《系辞》中亦有思孟学的内容”,10把《易传》的成书时间限定在了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5)战国中期与战国晚期说。持此观点者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张先生曾批评将《易传》成书限定在秦汉之间的说法是“疑古过勇”,经过缜密论证,张先生指出“《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著作”。11(6)秦汉时期说。此说以李镜池先生为代表。据李镜池先生在《易传探源》一文中指出,《易传》七种十篇皆成书于秦以后,“《彖》《象》二《传》大概作于秦汉间,《系辞》、《文言》则作于史迁之后、昭宣之前。"李先生用大量论据论证了自己的观点。12

2.《易传》之学派归属问题考辨

(1)认为《易传》与思孟学派有关,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这一观点认为,《易传》非一人一时之作,其各篇章之间亦有先后早晚之分,但从《易传》内容的思想倾向看,《易传》的创作年代在思孟学派的形成和兴盛时期,其为思孟时期的作品则是可以肯定的。(2)认为《易传》与荀学有关,成书时间在荀子之后甚或更晚。如郭沫若先生说:“两者(指《荀子·大略》和《彖下传》)之相类似是很明显的。……《易传》显明地是把荀子的话更展开了。它把他的见解由君臣父子的人伦问题扩展到了天地万物的宇宙观上去了”,“《系辞传》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也明明受了荀子的影响,从思想系统上可以见到它们的关系。”13李泽厚先生也说:“《易传》讲了许多人类历史和宇宙事物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从整体上说,它更近于荀而不近于孟”,14“(《易传》的思想)就总体实质言,……与荀子无神论思想接近。《易传》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与荀子神道设想的思想便完全一致。”15(3)《易传》属于道家学派的作品。陈鼓应先生通过对马王堆出土帛书《黄帝四经》、帛书《系辞》与易传的比较研究,通过老庄思想与易传的比较研究,通过稷下道家、黄老学派与易传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易传》属于道家学派作品的观点,打破了千百年来学术界形成的传统看法。16

以上所列《易传》成书时代、学派归属等问题自唐宋以来至今已经争论了一千多年,尽管20世纪以来已经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易经》、《易传》,学者们通过比较研究,否定了一些传统的观点,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可以说,在更新更多更有价值的史料文献发现之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还将长期进行下去。笔者在此只是依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得出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易传》各个篇章的写作年代有早有晚当无争议,其基本部分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或秦汉之际,也就是说,其中,《系辞》、《说卦》的基本内容约形成于战国中后期,而《彖》、《象》、《文言》、《序卦》、《杂卦》等可能是秦汉之际或汉初的作品,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观,在大量吸收和借鉴道家思想及阴阳家思想的基础上,把它们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纳入儒家思想的体系中去,以建构儒家形而上本体思想体系为目的的儒家思想学说,从而达到为儒家思想寻求一种形而上的本体论依据。

人类社会演进图式与“三材之道”

《易传》吸收和借鉴了道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观点,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在更高的层次上建构了儒家的天道观17和人道观。

自殷商以来,对天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到战国末期,经过荀子对天所做的自然性回归,思想家们已经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如何寻求天道之规律以更好地为人类自身服务这一轨道上来。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最早提出了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8“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9“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0老子构建了中国早期的宇宙生成图式。《易传》在借鉴老子自然哲学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宇宙生成理论,初步揭示了宇宙万物何以生成的根据。《易传》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彖传》、《系辞传》、《序卦传》诸篇中。“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21“天地之大德曰生”,22“天地絪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3“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24《易传》所说的“万物”是“天地交感”的结果,“天”或“天地”是《易传》的最高范畴,万物乃天地交感之结果,否定了神创造万物、主宰万物的观点。除此之外,《易传》还提出了一个与天并列的太极概念来阐释宇宙万物的生化过程,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25这种宇宙衍生模式与老子对宇宙衍生的态度在运思取向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太极这时成为产生万物的总根源,并且提出阴阳的互动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体现。反映出这一思想注重以自然本身的面目来探讨天地之道,从而得出天地万物的生长变化都是自然界自身运动发展的结果,为后来《易传》之人道观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形而上依据。

《易传》把宇宙生成理论运用于人类社会,勾勒了一幅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画图,“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26“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27在《易传》看来,整个自然界及人类社会都是遵循一种自然演进的规律而产生的,君臣、父子、夫妇、上下、贵贱、尊卑、长幼等,用礼义加以区别、规范,做到上下有别,长幼有序,各有等差,在这种分别等差中,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易传》指出,整个社会只有严格分别、遵循这种等级关系,使彼此不相逾越,就能达到天下稳定的社会目标,“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28实际上,《易传》以高度概括的语句揭示出宇宙生成的根源,其目的是为了为其人道思想提供本体论依据。那么,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易传》指出天道与人道具有不同的作用,《易传·系辞上》接着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种“继善成性”的理论从阴阳的对立变化中把握人性问题,将天地阴阳之道置于天、地、人三个领域中,使之成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我们还可以从《易传》提出的“三材之道”来理解这一思想特点。“《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29在《易传》看来,人与万物都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人可以与天地相提并论,并处于自然界的中心位置,通过人把天、地联系起来,构成一幅完整的自然——社会进化图式。离开了人的参与,自然万物便不再具有价值和意义。《易传》还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30《易传》的这两段话准确揭示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本准则。所谓天之道、地之道乃是自然界阴阳二气互消互长之体现,而人之道从根本上说是从属于天道、地道的,天道、地道究其实质是为了人道,因此《易传》突出了人道在天道、地道中的价值和作用,天、地、人在宇宙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样《易传》就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建构了儒家形而上的理论框架,为儒家政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天、地、人三者关系中,《易传》特别突出了人的价值问题。认为人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31人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能够作用于天地万物,充分体现了人为“天地立心”的主体价值观念。

《易传》与理想人格的塑造

《易传》中关于理想人格的论述与解释是对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概括和总结,《易传》中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散见于《易传》的各篇之中。

1.圣人--理想人格的最高体现

前几章已经说过,圣人在孔孟荀的政治思想学说中居于理想人格的最高层。《易传》继承了孔、孟、荀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把人类所具有的一切智慧和能力投射到圣人身上,肯定了圣人所具有的超越众生的神圣性、崇高性及独特价值,在《易传》中,圣人一词出现频率达38次之多,圣人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感情,能够顺应自然而控制万物,“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32圣人甚至具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神奇功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33《易传》把圣人所面对的环境划分为天文环境和人文环境。所谓天文环境是指包括天地万物及其运行之永恒规律;所谓人文环境是指人类社会各种制度规范的总称。《易传》认为,“圣人”通过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深察自然、社会之规律,“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把观察的心得浓缩到一部《易经》中,体现了人生的最高智慧。“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34“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35“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36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37圣人所作的《易经》不但能“知周乎万物”、“弥纶天地之道”,而且能够利用《易经》探究一切未著未显、艰深难测之事。正是由于圣人把握了天地之道,对一切事物有了深刻省察,故而圣人能够通晓天地至深至奥之理,成就人世间一切伟大之事业,“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38不但如此,圣人既是天地万物和社会规范的主宰者和裁决者,“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39同时还是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的发明者和创造者,所谓“宫室”、“棺椁”、“书契”等社会文明现象,都是“后世圣人”创制的结果。40总而言之,把握天地之道,成就一切事业,测知过去,预知未来,成为《易传》理想人格中圣人的第一个特征。

如果说圣人的第一个特征还具有理想化色彩的话,那么,圣人的第二个特征便是儒家理想人格中一直存在的对现实理想人格的价值认同,指的是有君之名且有君之实、治国有方、爱民如子的“圣王”。圣人的这两个特征突出反映了儒家政治思想中两种理想人格模式:一种是前已述及的圣人模式,它是儒家思想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另一种是圣王模式,它是封建君主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目标。这两种儒家理想人格模式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即“内圣外王之道”。《易传》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圣人养贤以及万民。”41这显然是一副当代君王的形象。圣人作为当代之君王,能够“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42划分社会尊卑上下贵贱,使君臣上下各安其分,各守其道,最终建立起“上下志同”的和谐理想社会,最终达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理想境界。此处之圣人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高的统治者,他积极为民众创设良好的生活、生产条件,在此过程中也成为了人民所崇拜推崇的对象。《易传》把诸多功业都集中于圣人身上,既可以为一般人树立一个可以追求的理想目标,又可以在较广泛的泛围内从思想上凝聚人们的力量,从而达到更顺利进行统治的目的。因此,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无论儒家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怎样美化圣人,怎样强化圣人经天纬地、弥纶天地之道的功能,但其有非常明确的功利目的,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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