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朱子對《中庸》的詮釋工作是在對其學術的繼承與批評中展開的，在這一方面，朱子與呂大臨的關係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研究例證。在程門諸子的《中庸》詮釋中，朱子最取呂氏，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呂氏的影響。但是，朱子同時也對呂氏的《中庸》詮釋也有所批評，特別是呂氏在詮釋《中庸》文本過程中所闡發出來的工夫理論，即呂氏所謂的“求中”之說，則深表不滿。從這個例證中我們可以看到，朱子之注經，一則要做最大程度上與經典文本保持一致，這可認爲是“學”的層面；同時又要透過對經典文本的解讀，來建構一個能夠安頓人生、指導實踐的義理系統，這可以認爲是“道”的層面。朱子受呂氏之影響者，更多表現爲前者。但對朱子來說，經典詮釋決不能與其總體上的義理系統相違背，只要是與“道”這一層面相衝突的，朱子就堅決予以清算。朱子之深非呂氏“求中”之說，其用心即在於此。
關鍵詞：朱子 呂大臨 《中庸》
一、引言
對《中庸》的詮釋，是朱子(晦庵，1130－1200)《四書》詮釋工作的一重要環節。在朱子一生中，先後作《中庸章句》、《中庸或問》，刪定《中庸輯略》，並留下了三大卷與門人研討《中庸》的語錄，自有《中庸》以來，在對《中庸》的詮釋史上，朱子可說是一個繼往開來的集大成者。
在宋之前，對《中庸》之研究，除了傳統的鄭注孔疏之外，鮮有有影響的作品流傳。[1]北宋初年，習《中庸》之學始成一時風尚，[2] 而北宋中期隨著道學運動之興起，《中庸》更是備受關注，二程子（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及程門諸高弟多有論釋《中庸》的著作或語錄，如朱子說：
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3]
在朱子看來，這是一次真正革命性的變化，長期以來，二氏借《中庸》之名而說異端之學，“彌近理而大亂真”，直到二程夫子出，才得以紹子思、孟子以來“千載不傳之緒”。[4]在《中庸》之詮釋史上，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傳統，或者說是一個新的詮釋視域（horizon），朱子全部對《中庸》的詮釋工作，可說就在這樣一個新的詮釋視域中展開。因此，如何繼承與發揚北宋諸子的學術遺産，遂成爲朱子所面臨的主要任務之一。
乾道年間，朱子友人石子重彙集北宋諸子之《中庸》疏解成《中庸集解》二卷，朱子對此頗爲重視。據束景南先生攷證，朱子其間多與石氏商量討論，助成其事，[5] 並爲之序。該書對北宋以來道學家研究《中庸》之成果，“採掇無遺”而又“謹密詳審”[6]，故朱子在＜中庸集解序＞中稱，是篇之成不但有助於學者“攷其異而會其同”，更重要的是，“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之說詳矣”。[7] 由此亦可看出，朱子實希望能通過對北宋諸說的攷異會同以到達聖門傳授之微言大義，所謂“行遠自邇，昇高自卑”之意。[8]但是，隨著他研究的不斷深入，他越來越對北宋諸說，特別是程門諸子對《中庸》的疏釋有所不滿，僅在序定《中庸集解》之後的四年，朱子在序《中庸章句》時，[9] 對石氏所輯錄的程門《中庸》說的評價就與＜中庸集解序＞中所說的迥然有異：
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10]
在朱子看來，《中庸集解》所輯諸先生的學說雖不失有可取之處，但對於進一步發明聖學來說還是不能令人滿意，不但程門弟子多有違背師說之處，就是二程的語錄，在經其門人轉手之後，也難以表達出應有的精微之義，因此，有重新詮釋《中庸》之必要性。而這項工作的展開，首先要作的，則是要對前人的工作來一番清理。《語類》卷六二載：
游丈開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11]
正因爲如此，朱子在作《中庸章句》以闡明其一家之說的同時，將原先石子重的《集解》進行刪略，成《中庸輯略》一卷，同時又作《中庸或問》二卷，以記其辯論取舍之意。長期以來，對朱注《中庸》之研究，學者多從《章句》正面入手，對《輯略》、《或問》學界似乎重視不足。然朱子亦曾教導其弟子，要進一步明了其義理，須“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12] 如此，我們一則可以厘清朱子學說之淵源，以明學術之源流，二則可以更加明瞭朱子對《中庸》的詮釋取向與特色。本文討論朱子在對《中庸》詮釋過程中受呂與叔的影響及其對呂氏之批評，即是試圖從這一角度入手，以程門高弟呂大臨(與叔，1046-1092)作爲一個例證來攷察一下朱子《中庸》詮釋之特色。
二、朱子對吕氏《中庸解》的認同及其所受的影响
在程門高弟當中，朱子對呂與叔最爲推許。[13]呂與叔初從橫渠學，橫渠沒後，又東見二程受學，故其一身實兼得關、洛兩家之傳。[14]史籍稱其學“通六經”，[15]“禮學甚精博，《中庸》、《大學》尤所致意”。[16] 其著作主要有《易章句》、《禮記解》、《中庸解》等，但多散佚，現主要收集在陳俊民先生輯佚的《藍田呂氏遺著輯校》一書中。[17]
呂與叔對《中庸》的詮釋，主要見諸其《中庸解》一書中。[18]朱子在少年時代，就已经接触过呂與叔的《中庸解》，他在成學以後還曾多次提到少年時代因讀呂氏書爲之警厲奮發：
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19]
可見呂與叔的《中庸》詮釋對朱子的影響甚早，其後朱子也一直對呂注《中庸》表示相當程度的推許：
呂與叔《中庸》義，典實好看。[20]
呂《中庸》，文滂沛，意浹洽。[21]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先生曰：“呂氏飽滿充實。”[22]
龜山門人自言龜山《中庸》枯燥，不如與叔浹洽。先生曰：“與叔卻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遠。”[23]。
在傳程氏《中庸》詮釋而有文本行世的呂、游、楊、侯四家中，[24]朱子顯然最取呂氏：
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于呂稱其深潛縝密，于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核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25]
朱子雖稱“非後學所敢言”，但又說“其高下深淺亦可見”，這其實就是在明說呂高於游、楊諸人。這一點表現在朱子相關著作的引用與編排形式上也看得出。在《中庸輯略》的編排上，朱子一般在程、張之後，程門弟子當中，呂氏總是排在第一位，依次爲謝、楊、侯等人，從中亦可看出朱子對呂注《中庸》的重視与偏爱。
正因为如此，朱子在诠释《中庸》过程中，亦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吕注《中庸》的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中庸章句》的詮釋中，亦表现在《中庸或問》與《語類》的有關評論中，以下我們將分別予以展開。
（甲）《中庸章句》中朱子受呂氏影響者
《章句》是朱子《中庸》詮釋的代表作，《章句》中所表現出來朱子受呂氏影響者，對於我們攷察朱子與呂氏關係時，也就最能說明問題。關於這一點有兩種情況：其一，文本中直接注明引自呂氏者；其二，文本中沒有直接注明來自呂氏但我們可以判明其受呂氏影響者。
（一）《章句》文本中直接注明引自呂氏者凡五，被引用的次數仅次于二程兄弟，而甚至高於張載。[26]程、張諸子為朱子學術與思想的主要淵源，其學術成果與思想觀點被朱子較多的引用當屬情理中事，但呂氏被朱子引用的次數居然與程、張比肩，這雖不能說呂氏在朱子心目中的地位可與程、張這些大儒等量齊觀，但這一資料本身至少可以說明朱子之《中庸》詮釋受呂氏的影響不小。在《章句》中朱子引用呂氏之說的五條中，大致上說也有兩種類型：
其一，直接採用呂注以代替己说者一處，見諸第二十九章對“王天下有三重焉”的詮釋，此處朱子完全採用呂氏的說法，即以“議禮、制度、攷文”釋“三重”。[27]《或問》中朱子進一步指出：“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注，然于文義皆不通，惟呂氏一說為得之耳。”[28]
其二，《章句》中朱子在提出自己的詮釋的同時，引用了呂注來論證己說。這種類型有四條，都見諸第二十章，分別是：1）釋從“或生而知之”至“及其成功一也”；[29] 2）釋從“子曰：好學近乎知”至“知恥近乎勇”；[30] 3）釋從“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懷諸侯也”；[31] 4）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32]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作《中庸章句》時可謂惜墨如金，一般不輕易引用他說，有引文則大多都不甚長，即使是引程子、張子之說，也都是儘量從簡，但上列四條朱子引呂氏之說者，卻一反常規，大段大段地照抄呂注中的原文。這四段引文在字數上甚至要超過《章句》中其他引文的總和，這裏也充分看出朱子對呂氏文字的喜愛。[33]
（二）《章句》中未注明採用呂說而我們可以看出朱子受呂氏影響者。事實上我們很難完全指出《章句》所有受呂氏影響者，因爲有些詮釋是程門的共識，這種情況我們在此存而不論。[34]但在對朱、呂二氏相關的文本比較中，仍然有些痕跡表明朱子的有些詮釋是來自呂氏的，在此我們不妨略舉三兩例子予以說明：
例一 第九章：
【呂注】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為言，平治也。《周官·塚宰》：“均，國平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智者之所能也。遜千乘之國，辭萬鍾之祿，廉者之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者，世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之所謂易也，然非聖人其孰能之？唯其以為易，故以為不足學而不察，以為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35]
【朱注】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36]
按：朱子《或問》中對呂氏之說沒有評論，然朱子訓“均”為“平治”，很可能是沿用呂氏之說。鄭注孔疏對此都沒有訓釋，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文獻中，只有與呂氏同時代的馬晞孟有訓“均”為“平治”之意。又呂、馬二氏又均以知、廉、勇訓“三事”，我們從中可以肯定二者之間有一定關聯，但現在很難判定到底是呂氏之說源于馬氏，還是馬氏之說來自呂氏。不過，較馬氏而言，呂氏對“均”字的訓釋更爲清晰明確，而馬氏《禮記解》又有從呂說的先例，[37]則我們可以初步斷定馬說源於呂說。但宋以來的注家大多訓“均”作“平均”，如伊川的老師胡瑗，同為程門的游定夫，與朱子前後的陳亮等多人都作如是解。[38] 此說未必不通，但朱子卻不用這一流行的訓解，至少可以說明朱子是在慎重比較兩說之後才採用呂氏的說法。與此關聯，朱子以均天下國家為知者之事，亦當然可以認為源于呂氏。
例二，二十一章：
【呂注】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39]
【朱注】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40]
按：《語類》中朱子對此說得更明確：“‘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41]這與呂注所說幾乎是同出一轍，不能不說朱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呂氏的影響。在此章之中，朱子對程、張之說均有所不滿。伊川說：“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朱子稱此語似不親切，[42]故在刪訂《輯略》時不再收入。張載之說，朱子以為其“以性教分為學之兩途，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43]故不取。朱子獨取呂氏者，關鍵在於對“自誠明”的詮釋。呂謂“自誠明”為性之者，以成德言，乃聖人所性，在朱子的解讀中，即認為“性之”乃成聖之後所具有的效驗，而非學者之工夫，在《語類》中朱子對此說得很清楚：“‘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44]也就是說，只有“自明誠”是學者之工夫，而“自誠明”非工夫。故在《或問》中，朱子批評張載以性教分為學之兩途，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又稱程子之說“不親切”，就是因為張、程二子都在解讀這一段經文時都有把“自誠明”與“自明誠”視為兩種工夫的傾向。不過，在此還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解這段經文時雖沿用了呂氏的說法，但二者的精神其實是不一致的，呂氏注中雖說“自誠明”是成德言，是聖人所性，但其意未必是朱子所解讀的為聖人成德之後的效驗。朱子對此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自覺，故其論及呂氏之注時，一方面稱“呂氏性教二字得之”，但同時又指出，“於誠字以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為說，則似未得其本旨”。[45]其實這一分歧是至關重要的。這裏明白地告訴我們，呂氏此注涉及“自誠明”時，不是將之作為一個效驗，而是一種工夫。這種工夫正是呂與叔從明道那裏得來的“識仁”之工夫。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文中有關朱子對呂氏的批評中將進一步予以展開探討。
例三，第二十二章釋“人之性”與“物之性”：
【呂注】人生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46]
【朱注】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47]
按：一般訓釋此章，皆順著《中庸》文本說下去，如游定夫所說“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48]此類泛泛的說法並無不當，這可說是程門的共識，以人、物均得天地之理故也，朱子《章句》稱“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根據亦在於此。但只到此為止，則對於“人之性”與“物之性”何以為別這一問題時，並不能給予進一步的回答。在朱子之前，只有呂注回答了這一問題。呂氏以所稟受之開塞偏正不同來回答人物之不同，顯然給朱子很大的啟發。《章句》以“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只取呂氏之意，或許其痕跡尚不明顯，但在《大學或問》中朱子論人物之性時，以偏正通塞，全然是呂氏的口吻。[49]《語類》中論《中庸》此章的一條也與此同意。[50]則朱子有關這一方面的理論，受呂氏之影響，當無疑問。
例四，第二十六章，對“悠遠”、“博厚”、“高明”的詮釋：
【呂注】悠遠無窮者，其積必多。博者能積眾狹，厚者能積眾薄。此之謂悠遠則博厚。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之謂博厚則高明。博厚則無物不能任也，高明則無物不能冒也，悠久則無時而不養也。[51]
【朱注】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52]
按：此條《章句》中雖沒說取呂氏之意，但《語類》中朱子却明確地告诉我们，《章句》之說是依呂注之意而爲之：“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53]
（乙）《語類》及《或問》中顯示朱子受呂氏之影響或表示對呂注之認同者：
呂氏《中庸解》對朱子《中庸》詮釋的影響除了表現在《中庸章句》中外，在代表朱子《中庸》詮釋另一面的《中庸或問》與討論《中庸》的《語類》中，也或多或少的得以表現。在《或問》與《語類》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朱子對呂氏《中庸》詮釋的認同，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朱子討論《中庸》時因呂氏的觀點而展開或直接受其影響處，我們在此亦取數例爲證：
1．關於“中庸”之名義的詮釋：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54]
按：朱子在詮釋《中庸》時，相當看重對《中庸》篇名二字的闡釋。在《章句》正文一開篇，朱子就對“中”、“庸”二字賦予他自己的解釋：“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接著朱子又引證了程子之說，即以“不偏”訓“中”，以“不易”訓“庸”。這樣讓我們的印象就是，朱子對“中”、“庸”二字的詮釋，是受程子之影響而又有所修正。但在《中庸或問》一開篇，朱子卻首先假設了上引之問題，這其實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他在詮釋“中庸”二字時，“中”之二義分別取諸程、呂二家。不過，朱子與呂氏在論中和問題上歧義頗大，在下文中我們還將進一步展開說明。
2．第六章
兩端之說，呂楊為優。[55]
3．第七章
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56]
4．第十六章
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應備。[57]
5．第十七章
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58]
6．第十八章十九章。
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59]
7．第二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