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孙景坛教授的“新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引起传媒关注。但事实上，这种所谓新说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尤其想当然认为《董仲舒传》乃班固作伪，而且在许多史实、史料的解读上都存在严重疏漏或“硬伤”，其结论根本不能成立。

关键词：汉武帝；独尊儒术；贤良对策 

《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发表孙景坛教授《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文，读后颇有疑问。考虑到其中与笔者有关的只是“汉武帝尊儒问题”，本文也就此谈谈一些看法，与孙教授商榷。

一、关于“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解读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孙教授“十年”来始终强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实际汉武帝尊儒应叫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新探》又再一次对这一观点予以重申。笔者则感到费解。既然孙教授也认为汉武帝确曾尊儒，那么又为什么认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呢？看了《新探》的具体论述，才知道其中原来还另有“深意”——

为什么把汉武帝尊儒叫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历史事实告诉我们：1、此事乃田蚡所为，与董仲舒无涉。2、田蚡此举的过程是和平的，并未“罢黜百家”。3、未有“独尊儒术”的事实。汉武帝尊儒后，除举行儒学考试外，还举行一般文学贤良考试。“刑法”和“黄老”派虽被“罢绌”，但两派的学者仍可通过其他途径当官，如主父偃是上书、卜式是放羊、汲黯是选拔等。《史记·封禅书》还载：汉武帝因封禅问题对儒官不满，曾“尽罢诸儒不用” ——把他们全都撤了。

然而这种“深意”却恐怕纯属误解。

首先，作为国家政策，所谓“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这实际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众所周知，西汉前期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主要是黄老学说，因而“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也就意味着儒学取代黄老成为西汉王朝的指导思想，并在各种学派当中居于尊崇地位。而其他学派尽管也还存在，甚至或多或少仍有着影响，但就指导思想的选择来说，却已经被西汉王朝所否定，亦即所谓“罢黜”。所以《新探》既认为汉武帝尊儒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却又强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显然是自相矛盾。至于说此事究竟是田蚡所为，还是董仲舒所为，则只是一个枝节问题。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巨大工程，其中凝聚了汉武帝及其君臣许多人的心血，而并不能把它简单归功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

其次，所谓“汉武帝尊儒后，除举行儒学考试外，还举行一般文学贤良考试”云云，这是对汉代贤良文学对策的曲解。实际上，汉代自武帝开始，贤良文学对策就都是儒学应对，所谓贤良文学也都是儒生。如贤良，其全称为“贤良方正”，被举为贤良的都是有一定功名即做过官的人，而且多为名儒。《史记·儒林列传》载，《诗》学大师辕固“孝景时为博士”，后拜清河王太傅，病免，武帝“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就是一例。《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书·公孙弘传》，弘学《春秋》，武帝初即位“以贤良征为博士”，后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也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孙弘此次对策，所征召的贤良文学共有“百余人”，《公孙弘传》亦记载武帝是“策诏诸儒”。而文学通常即指儒学。如《史记·儒林列传》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多斌斌文学之士矣。”又《汉书·隽不疑传》曰：“隽不疑……治《春秋》，为郡文学。”就征召对策的文学而言，则指有一定名气但还没有功名的儒生。如盐铁会议，由于文学皆未任官职，桑弘羊就挖苦他们是“布褐不完，糟糠不饱”[1]的鄙儒。可见，所谓“文学贤良考试”，这本身就是其尊儒的表现。而《新探》却以此为据，岂不荒唐！

再次，《新探》提出“‘刑法’和‘黄老’派虽被‘罢绌’，但两派的学者仍可通过其他途径当官”，所举事例皆误。根据《汉书·主父偃传》可知，主父偃并非“刑法”或“黄老”中人。他最早学“学长短纵横术”，属于纵横家，“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实际已转变为儒家。卜式也并非“刑法”或“黄老”派，而是一个思想接近儒家的大农牧主。他是因为主动捐献钱财支持武帝对匈奴战争被立为典型而当官的，如《汉书·卜式传》云：“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助费。上于是以式终长者，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他早年对其弟曾多次推让钱财（儒学即倡导推让），在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中又多次捐献钱财，后来做了高官则和董仲舒上下呼应，反对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可见他根本不可能是“刑法”或“黄老”中人。至于汲黯，他虽然“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净，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但他却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2]，并与汉武帝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形而上学地认为一开始尊儒就完全是录用儒生。如前揭“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即指明汉武帝尊儒之后儒生录用越来越多的情形。所以汲黯的事例也仍然不足为据。

最后，《新探》所说汉武帝曾“尽罢诸儒不用”——把儒官全都给撤了，这更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和误解。其原文如下：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这里实际是说汉武帝对包括徐偃、周霸在内的诸儒建议一概不予采纳，并不再让他们参与封禅大礼的议定，而根本不是说把他们都全部撤职。以徐偃为例，根据《汉书·终军传》，他就始终担任着博士一职，没有所谓被罢官之事，后来是因为奉旨巡行，擅自允许胶东、鲁国营盐铁，才被汉武帝处死。更何况，《汉书·兒宽传》对此事还有着详细记载——

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书，以问宽，宽对曰：“陛下躬发圣德，……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

而孙教授却恐怕根本未读，这就不能不使他的理解要产生谬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