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政治和精神双重层面把道家与“自由”联系起来所进行的考察，已经有了不少成果。如果说道家在政治上的自由（我们称之为“自治”）观念，主要是由老子道家建构起来的，那么，道家在精神领域中的“自由”取向则“主要”由庄子道家所代表。这里的问题本身，也许容易引起质疑，即所谓“精神”领域的“自由”，是否能够称得上是“自由”。但是，如果我们从多种层面上去理解自由，问题也许可以不成为问题。

让我们从庄子说起，因为正是他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个人自由和精神解放，不仅奠定了“诗意性”的观念基础，而且也以自己的行动为“士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有关庄子的“自由”问题，大家也已经进行了不少讨论。在此，我们将以庄子所说的“游”这一观念为中心，揭示其“自由”意识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以中国知识阶层若干人物为例，看看庄子自由主义所发生的影响。

从政治和精神双重层面把道家与“自由”联系起来所进行的考察，已经有了不少成果，[1]这也有助于我们思考道家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取向这一相关问题。如果说道家在政治上的自由（我们称之为“自治”）观念，主要是由老子道家建构起来的，那么，道家在精神领域中的“自由”取向则“主要”由庄子道家所代表。这里的问题本身，也许就容易引起质疑，即所谓“精神”领域的“自由”，是否能够称得上是“自由”。像其它不少观念一样，“自由”观念本身也充满了歧义性，正如论者所说：“在晚近的历史上，自由主义不同派别之多也和耶稣教派或社会主义派别一样。繁衍和分化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一个人几乎不能确定什么才是自由主义者。”[2]歧义丛生的观念，增加了我们表达严密思想的困难，甚至于我们无法使用它而寻找替代品。但是，如果我们事先明确限定一下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它的，也许就可以避免困绕。这一点，也适合于我们对“自由”的运用。而且，当我们从“精神”、“意志”的意义上把“自由”同道家知识分子的性格联系起来时，我们所说的“精神自由”和“意志自由”，也不是我们别出心裁地对自由所作的一种界定。事实上，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正是西方对自由众多理解和运用的一种。康德、叔本华、萨特等都肯定人的“意志”本质上是自由的。还要指出的是，道家知识分子的“自由性”，决不限于“精神自由”或“意志自由”。道家知识分子的“自由性”，还包括着摆脱束缚、不受约束、从正统秩序和价值中获得解放的“行动自由”。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仅仅在“精神上”获得胜利的一些人，不是仅仅蒙着眼睛躲在“心灵”的堡垒中寻找“自我安慰”和“自我解脱”。道家知识分子的“自由性”，既是精神上的，又是通过个人行动来证明的。

把“自由”观念运用在道家知识分子身上，问题还可能是，把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形成于西方的这一“观念”，运用在作为“异域”中国的传统中是否“合适”。狄百瑞在探讨儒家的自由观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他认为值得进行探险：“在采用‘自由的’（‘liberal’）这个字时，我当然必须预期到其它误解的可能性。 有的人植根于特殊的西方文化背景，（例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代表的）对自由主义采取狭隘而纯粹的定义。有的人则认为自由主义带有一些他们以为是源自西方的放肆的特点。这两种人都会认为把自由主义一词加诸中国是陌生而不切题的。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值得冒一下险。真的，只要不排斥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探索其相信点，并由此而对双方有更深入的理解，那么，我们就应该欢迎就中国与西方的历史经验中的相异处作尽可能完整的讨论与分析。”[3]我们相信，当我们强调道家知识分子的“自由性”时，这里所说的“自由”肯定与西方广义上的“自由”会有契合之处。但正如狄百瑞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又不能忘记它们的“相异性”。

让我们从庄子说起，因为正是他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个人自由和精神解放，不仅奠定了“诗意性”的观念基础，而且也以自己的行动为“士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如同开头我们所提到的那样，有关庄子的“自由”问题，大家已经进行了不小讨论。在此，我们将以庄子所说的“游”这一观念为中心，展开其“自由”意识的基本内涵。在《庄子》一书中，“游”字出现在篇名中的有内篇的《逍遥游》和外篇的《知北游》，除此之外，大量的“游”字（据我们大约统计有近百余处，其中外篇最多，达四十多处；其次是内篇，有三十余次；再次是杂篇，有二十多次）都出现在正文之中。作为《庄子》一书的首篇并有“游”字重要用例的《逍遥游》，一般认为代表了庄子的“自由”意识。《逍遥游》篇名本身，包括了两个重要的术语──“逍遥”和“游”。我们先看看庄子所说的“逍遥”。

人们已经指出，“逍遥”一词，并不是庄子首次使用。赵明和刘笑敢都提到了《诗经·郑风·清人》中的一个用例：“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4]实际上，《诗经》中还有这个词的其它用例。如《国风·桧风》载：“羔裘逍遥，......羔裘翱翔。”如《小雅·鸿雁之什》载：“所谓伊人，于焉逍遥。”根据《诗经》的用例，所谓“逍遥”，也就是翱忀。《说文新附》解曰：“逍、逍遥，犹翱翔也。”《广雅·释训》注云：“逍遥，忀徉。”在《楚辞》中， “逍遥”一词的用例更多，如《离骚》所说的“聊逍遥以相羊”、《远游》所说的“聊仿徉而逍遥兮”、《九歌》所说的“聊逍遥以容与”、《九辩》所说的“超逍遥兮今焉薄”等，其所谓“逍遥”，其意亦有“翱翔”、“忀徉”（即“徘徊”）等义。《集韵》曰：“忀，忀徉，逍遥也。”事实上，“翱翔”、“忀徉”， 都是表示鸟的“飞翔”貌。人是不会“飞翔”的，想象人的翱翔，是以此寄托人对“自由自在”、“优闲自如”、“不受约束”的向往。

庄子《逍遥游》从开头的“大鹏”“怒而飞”，到列子“御风而行”，相当一部分篇幅讲的都是“飞”的故事，这表明庄子所说的“逍遥”，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与“飞翔”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对庄子来说，不是能够“飞翔”都算得上是“逍遥”。“逍遥”不仅要能够“飞翔”，而且要能够“极限性”地“飞翔”。要像“大鹏”那样，“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而不是像蝉和斑鸠那样，“翱翔蓬蒿之间”，自以为“此亦飞之至也”，还自鸣得意地讥笑大鹏。人不能飞，而列子能够“御风而行”，“免乎行”，比起一般人来，他已经非常“自由”和“幸福”了。但是，列子的“自由”和“逍遥”，仍然不是最高的“境界”，因为他“犹有所待”，还依赖于“风”。而最高的“逍遥”和“自由”，是“无所待”、“无所依赖”的，它是完全“自足的”。庄子极其浪漫地想象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此，已经清楚，庄子的“逍遥游”实际上是借“大鹏”“绝云气”的极限性“翱翔”，隐喻他所追求的人的最高的“自由”和“超越性”境界。从与”“鸟飞”联系在一起的“逍遥”、“翱翔”，到“巨鹏”的“怒而飞”再到列子的“御风而行”，在这些“飞翔’的“形象”和“具象”中，庄子想象和悟彻出了“精神世界”的“无限的”和“绝对的”“逍遥”、“自由”和“翱翔”之境。当然，通过“诗意”表达理想的庄子，其“无限性”的“逍遥”和“自由”，仍是通过“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不近人情”的具象和形象来表现的，庄子借肩吾之口所虚拟出的“神人”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一个伟大的超越者：“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这一超脱“事”外、“游乎四海之外”、完全克服了“自然”之限的“神人”是多么“逍遥自由”啊！相比之下，作为“辩士”而为“大瓠”、“大树”的‘无用’而苦恼不已的惠子，其心灵的“狭隘”和“局限”，就完全暴露了出来。我们看看庄子为这位“以坚白鸣”的“辩士”所设想的“逍遥”和“自由”之境吧：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庄子这里所说的“逍遥”，很明显不是自由地“飞翔”，而是摆脱了一切世俗之虑的“安闲”、“安然”、“虚静”、“适意”和“无为自如”的心灵境界。这从《庄子·天运》对“逍遥”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5]

庄子的“逍遥”和“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面在我们集中讨论庄子“逍遥”的时侯，我们已经几次遇到了庄子的“游”。让我们先注意一下“游”与“遊”的语源问题。“游”与“遊”这两个字的用法有交叉性，“游”与水有关，原意为在水上“漂浮”，因此与水相关的“游”，一般用“游”而不用“遊”；而与陆地相关的活动，既可以用“游”，也可以用“遊”。但“遊”字的意思，并不都为“游”所有。庄子所说的“游”，也是“遊”，语义更广。“游”的基本意义之一，是“行走”、“离去”。《论语·里仁》所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楚辞·远游》所说的“愿轻举而远游”，其“游”，都是指“离去”或“远走”。《庄子》一书所使用的“游”字，有一些就是这种通常的意义，如“子贡南‘游’于楚”、“孔子‘游’于匡”、“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下”等，都是指在具体“空间”中的“行走”和“运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真正为庄子所拥有的“游”，则具有无与伦比的“独特性”。

陈鼓应和刘笑敢先生，都强调了“游”在庄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意义。如陈鼓应指出：“庄子哲学中的‘游’是非常特殊的。他大量使用‘游’这一概念，用‘游’来表达精神的自由活动。庄子认为，要求得精神自由，一方面，人要培养‘隔离的智慧’，使精神从现实的种种束缚下提升出来；另一方面，要培养一个开放的心灵，使人从封闭的心灵中超拔出来。......庄子哲学中，特别喜欢用‘游’、‘游心’及‘心游’等表达一种精神的安适状态。......庄子所谓游心，乃是对宇宙事物做一种根源性的把握，从而达致一种和谐、恬淡、无限及自然的境界。在庄子看来，‘游心’就是心灵的自由活动，而心灵的自由其实就是过体‘道’的生活，即体‘道’之自由性、无限性及整体性。总而言之，庄子的‘游心’就是无限地扩展生命的内涵，提升‘小我’而为‘宇宙我’。”[6]刘笑敢也指出：“庄子的游是心之游，是心灵的安闲自适，因而也有精神自由之义。”[7]把庄子的“游”，概括为“心游”、“神游”，即“精神自由”，可以说揭示了庄子之“游”的基本特性。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它的具体结构或构造。

庄子直接使用了不少“游心”的概念，如《人间世》有“乘物以游心”、《德充符》有“游心乎德之和”、《应帝王》有“游心于淡”、《骈拇》有“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田子方》有“游心于物之初”、 《则阳》有“游心于无穷”等等。直接就“游心”来说，它不过是想象的、冥想的、梦幻的、神秘的心灵体验等动态性的“精神活动”。如果仅就此而论，很难看出庄子的“游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要具体把握庄子所说的“游心”的境界，必须把它同所游的“对象”和“领域”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庄子的“游心”以及其它大量的“游”，都有“所在”和“处所”，大都为“游心于某某”或“游乎某某”的结构。它们既有“时空”上的“所指”，又有“客体”上的“所指”。前者的例子很多，如“游乎四海之外”、“游乎尘垢之外”、“游方之外，......游方之内”、“游心乎无穷”、“游于无人之野”、“游无极之野”、 “游于六合之内”、“游于天地”、“游乎万物之所终始”、“游乎无何有之宫”、“游于大莫之国”等，这些“游”，从形式上看都具有“时空”上的意义，但是，除了像“六合之内”、“方之内”、“天地”等外，其“空间”都是“虚拟性的”，是庄子想象出来的“世界”；其时间，又是极限性的，如“无穷”、“万物之终始”等。后者的例子也很多，如“游乎至乐”、“游心于物之初”、“游于太虚”、“上与造物者游”、“浮游乎万物之祖”、“游乎天地之一气”、“游于无有者也”、“游无端”、“游无朕”、“游心于淡”等，这些“游”，都同“客体”发生关系，但又不是一般性的客体，而是作为宇宙根源性或终极性的“绝对者”、“本体”或“实体”，用庄子的术语说就是“道”。从庄子“游心”和“游”的“所在”和“所处”的虚拟性、冥想性来看，他所关注的“游”，决不是一般所说的在“具体时空”中的“游玩”、“游览”或“游访”，也不是一般地同具体对象进行“交游”、“交往”和“交际”。庄子的“心游”、“游”是在“无限时空”中的“无限精神”漫游，是同“绝对者”（即“道”）、“造物主”或最高的实在和本体所进行的“交游”、“交往”、“交际”和“交友”。可以肯定，庄子的“游”，是“神游”，是“精神活动”反身于“精神自我”之中的“内观”、“内乐”或“内适”，是“天人”、“道人”在“精神自我”中达到的“冥合”和“神契”。庄子的“游”，当然也有“尘世”之“游”，如“游世俗之间”、“虚己以游世”等，但它同庄子的“神游”并不冲突，庄子的高明之处在于，“身处世间”与“世”往来，而“心”又在世外或心在世上。与一般朝向外部世界的“外游”不同，庄子所欣赏的“游”是朝向“内心世界”的“内游”。[8]《知北游》对这种“内游”的特性有所揭示：“颜渊问乎仲尼曰：‘回尝闻夫子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回敢问其游。’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不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但《列子·仲尼篇》中列子与壶子围绕“游”的一段对话，可以说是庄子“内游”的最好注脚：

“列子好游。壶丘子曰：‘御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乐，所玩无故。人之游也，观其所见；我之游也，观其所变。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壶丘子曰：‘御寇之游固与人同欤，而曰固与人异欤。凡所见亦恒见其变，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于是列子终身不出，自以为不知游。壶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适，至观者不知所观。物物皆游也，物物皆观矣，是我之所谓游，我之所谓观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据此，“内游”就是在“内心”世界中实现“无所不适”、“无所不至”、“无所不观”的“至游”。从“外观”、“外游”的立场来说，“至游”就是“不游”。这种“反常”的“游”，对庄子来说恰恰又是“常游”。现在让我们对庄子的独特之“游”作一个总结。Ａ，庄子的“游”是“神游”，是在“精神世界”中“无限”的漫游和逍遥；Ｂ，庄子的“游”，是一种“内省”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个人自我实现对“绝对者”的体认。这种体认，同时也是与道合一的“超越性”境界。由于这种“境界”是在“精神”中冥想“无形无象”（或“超形脱象”）的“绝对者”，体验“道”，并沉浸其中，因此这种“体验”是一种“内向性的神秘体验”。[9]“神秘体验”与宗教神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并非只有在宗教神中才有这种体验：“神秘主义的修行目标是与神融为一体；神秘主义修行通常分为四个阶段进行，即涤欲、洁志、澈悟和神人交融。神秘主义修行就是返回人的本原，防止人神进一步相疏。神秘主义认为，人为了在纷纭混乱的世界寻求平衡，极其需要发现人格中的非物质内容，.......尽管神秘主义迹近癫狂， 但较成熟的神秘主义确实合乎理性，使人沉醉其中，并主张公义。佛教禅宗大师指出，神秘主义乃是最完备的认识，只是无法用言语表达而已。......神秘主义可以与宗教有关联，但并非必然如此。”[10]庄子在“神游”中所达到的“体验”，显然是一种“神秘体验”。这种体验遍布于《庄子》一书中，如“坐忘”、“心斋”、“体性抱神”、“见独”、“齐生死”、“玄同”、“天府”、“葆光”等等。可以说，庄子是“内向性神秘体验”或“神秘主义”的大师。Ｃ，正如徐复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庄子的“游”，是一种“游戏之游”，这也正合《广雅·释诂》对“游”的解释（“游，戏也”）。但庄子的“游戏”，也不同于一般的“游戏”，它不是在“外在”对象物中进行，而是“内心世界”的一种“自戏”。“游戏”是一种“娱乐”，而内心的“自戏”，也就是“自娱”、“自乐”。惟有这种“自乐”才是“至乐”。《田子方》载：“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Ｄ，庄子的“游”，同他的“逍遥”一样，是不受“外物约束”的在精神世界中达到的一种“随心所欲”的境界。这来自庄子对“现实”各种束缚和约束的痛苦感受，来自庄子对人类沉沦和堕落的认识，就像《齐物论》所说的那样：人“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之大哀乎！”从客观外在世界来说，人受到的限制无所不在，人被各种命运所左右和控制，或来自社会，或来自自然，或来自人自身，[11]可以说“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因此，人要在“客观世界”中摆脱来自各方面对自身“行动”和“行为”的限制，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在“精神世界”中却可以达到对一切限制的克服和解脱，可以从容自游，可以无拘无束。正如《外物》篇所说：“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胞有重阆，心有天游。”如果不能在“心灵”上获得超越，就不能“游”：“人而不得游。且得游乎！......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