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一个中西比较、儒道比较的视域中，结合郭店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对《道德经》中所蕴涵的一种关联性的宇宙论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探讨。首先，本文揭示了《道德经》中所体现的关联性宇宙论的四个预设：一、道家肯定构成我们经验世界的各种事件本身的实在性，认为并不存在“多”背后的“一”，且事件与时间不相分离；二、各种事物都是过程性的事件，一方面各有其特性，一方面又内在地彼此相关。每一事物都处在其它事物所构成的不断变化的脉络之中，并在这种动态的脉络中以共同创造的方式成就自身；三、生活是具体的经验场域，同时每一种具体的经验场域又总是具有整个宇宙的全息性；四、世界的创生性转化来自于构成世界的各种事物的回应性参与，在创生转化的不断过程中，事物不是被动的参与者，而是主动的共同创造者。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了焦点意识与场域意识构成道家关联性宇宙论与世界观彼此依赖的两个基本方面。通过这两种意识的有机互动，人们能够自发而非随意地参赞宇宙大化的流行发育，从容中道，在整体性与过程性的世界中实现自身的独特存在。

关键词：《道德经》；关联性的宇宙论；共同创造；焦点意识与场域意识；

我们将会论证：《道德经》的定义性问题意识（defining problematic）是进入焦点并保持一种创生性的意向，这使得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鉴赏构成一个人经验场域（field of experience）的那些特定的事物（things）和事件（events）。《道德经》的规划就是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最大限度地有所取益，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独特经验的总集。在唐君毅的早期著作中，曾经对支持中国自然哲学的一些预设进行过说明。其中，当总结他所认为是中国文化至关重要的贡献时，唐君毅说出了某些类似的东西，那就是：“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即‘将部分与全体交融互摄’之精神：自认识上言之，即不自全体中划出部分之精神（此自中国人之宇宙观中最可见之）；自情意上言之，即努力以部分实现全体之精神（此自中国人之人生态度中最可见之）。”[1]

我们想提出一种关于《道德经》这一题目的一种翻译。尽管尚未尽善尽美，这种翻译却试图把握上述该文本的定义性问题意识，那就是：进入焦点并保持一种创生性的意向，这使得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鉴赏构成一个人经验场域的那些特定的事物和事件。因此，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刻意将《道德经》翻译为：The Classics of this Focus（德）and its Field（道）。以下，本文将对这种翻译予以说明和论证。

一、

进一步来看我们这种尝试性的诠释，不论是对《道德经》的题目还是其内容，我们首先会问：“这种特定的焦点”（this particular focus）这一表述意味着什么？道家关联性的宇宙论是从这样一种预设开始的：我们所遇到的常新而又连续的各种境遇的无尽之流是真实不虚的，因此，在构成我们生活的那些事物和事件之中，存在着本体论的平等与对称。如果我们模仿巴门尼德“only Being is”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对道家而言，应当说“only beings are”，或者就强调变化过程本身的现实性而进一步说“only becomings are”。这就是说，道家并不认为在表象背后存在着某种固定的实在（permanent reality）、某种不变的基体（unchanging substratum）以及在变化的偶然性背后的某种本质性的定义性方面。毋宁说，所存在的只不过是永不停息和通常是抑扬顿挫的经验之流。

事实上，缺乏“多背后的一”那种形上学，使得我们不加批判的使用“宇宙论”这一哲学术语来形容道家是非常成问题的，至少在我们所熟悉这个术语的古希腊的意义上而言是这样的。在早期希腊哲学中，“kosmos”这个术语包含着一连串的意义，它包括“arche”（原初的、质料性和有效的原因，或者说最终无法说明的原理），“logos”（作为基础的组织性的原理），“theoria”（静思），“nomos”（法则），“theios”（神性）“nous”（可理解性）。统合起来，这一连串的术语所变换出来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由最终可以被人类理解的自然与道德法则所统治的单一秩序的神性的宇宙。[2]这种“kosmos”的专门术语在文化上是具有特殊性的，如果不加批判地应用于讨论古典道家的世界观，就会导致一种文化化约主义（cultural reductionism），那种文化化约主义会抹杀从而掩盖真正有意义的各种差异。

事实上，道家将“kosmos”理解为“成千上万的事物”，这意味着，在“kosmos”这个观念所包含的一种连贯、单一秩序的、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有封限的世界这种意义范围内，道家根本没有“kosmos”的概念。因此，道家基本上是“非宇宙论式的”思想家。[3]

在“宇宙论式”（cosmotic）与“非宇宙论式”（acosmotic）的世界观之间所做的这种区分，其涵义之一就是：在缺乏某种中心性的“原型”（arche）或“起始”（beginning）观念作为创造性过程的解释的情况下，当“非原型的”（an-archic）在其哲学的意义上使用时，在这种条件下，尽管某些事物的“性质”或许的确指涉“类型”，这种“自然的类型”也只不过是由相似现象中的类比行为所产生的抽象化。也就是说，差别先于可以等同的各种相似性。

最常见的翻译“kosmos”的中文双名词是“宇宙”，这个术语明显表达了时间和空间的相互依赖。同样，“世界”在字面上也表达了“世系与传统之间的界限”。对于古代中国来说，时间渗透于一切，并且不能被否定。时间不是独立于事物之外的，而是事物的一个基本方面。与那些贬低时间和变化而追求非时间性和永恒的传统不同，在古代中国，事物总是处在变化之中的（所谓“物化”）。实际上，在缺乏将现象“客体化”为“客观对象”的那种客观性的主张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没有将时间与事物分离，这使得时间不脱离事物，事物也不脱离时间——不论是空的时间走廊还是一种永恒事物（在无时间性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在一种西方形上学传统之中，鼓励我们将时间与空间分离的是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的倾向。这种倾向是要在固定于其形式方面的世界中去看事物，并且，世界的形式方面是有封限的。如果不是给予现象的形式方面以本体论的优先权，在根据现象不停的转化而将它们时间化以及将现象更多地理解为“事件”而非“事物”方面，我们就会更像古代的中国人。在这种过程性的世界观中，每一种现象都具有某种当下性或处在时间之流之中的冲动。事实上，正是世界上各种事件不断转化的这种渗透性和集合性的能力，成为时间的现实意义。

二、

道家“宇宙论”（如今使用“宇宙论”这个术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的第二个预设来自于对变化和特性的承认，那就是：特定的“事物”其实是过程性的事件，并且，这些事物与那些为其提供存在脉络的其他事物内在地彼此相关。换言之，这些过程性的事件是能够被渗透的，在我们称之为经验的不断进行的各种转化过程中，这些事件彼此相互渗入。形成（formation）与作用（function）相互依赖，并且相互共同决定这些事件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事物拒绝在“终结”与“封闭”（finis）的字面意义上的“定义”。各种事物的“终结”与“封闭”是这样一种实践行为，这种实践行为描绘了事物彼此之间某些表面的相对独立的界限，因而将所有的关系化约为外在的、非其本身所有的交互关系。由于各种事物之间具有流动和变化的边界，对于任何特定的事物来说，完整性都不意味着静态存在的（being or staying）整体，甚或是其自身内在潜能的现实化。毋宁说，完整性是始终在同其他事物的共同创造性的关系之中成长为整体（becoming whole in its co-cre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things）的那样一种东西。完整性就是圆满的关联性（consummatory relatedness）。

在同其他事物的关系中成长为整体，在这个意义上的完整性是一个共同创造的过程。在这种共同创造的过程中，一个人塑造着周遭的环境，也为周遭的环境所塑造。不仅变化是事物不可或缺的构成性特征，而且，真实不虚的创造性还是这种不断变化过程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当下的经验是由那些流动的、能够被渗透的各种事件所构成的，这些事件既保证了持续性，也保证了新生事物的自发涌现，既保证了连续性，也保证了分离。在这种演化的秩序中，既有对于生活来说熟悉的韵律，又有每一时刻的创新。

处在既存事物的脉络之中的新生事物的不可抑制的呈现，确保了每一个形成中的事件的独特性，并率先取得了诸如严格、线形的因果关系（strict and linear causality）、绝对的可推断性（absolute predictability）以及可逆性（reversibility）这样一些观念。世界是常新的。并且，事物的癖好总是不太确定的，似乎其出现是由真正创新的偶然性所决定的。

我们可以在能力（power）与创造性（creativity）之间做出区分，并且，就质疑在我们所熟悉的“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的模式中使用“创造性”这一概念的恰当性而言，我们要跟从怀特海（A. N. Whitehead）。“无中生有”的模式与犹太——基督教的宇宙起源论（Judeo-Christian cosmogony）有关。在这一传统中，全能的上帝决定着事物，制造着事物。作为主导世界形成的全能的他者（Omnipotent Other），上帝是世界的制造者（Maker），而不是世界的创造者（Creator）。完美的临在即是上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增减。因此，所有伴随着“创造性”而来的各种行为，实际上都是第二义的（secondary），都是能力的衍生作用。只有在一个过程性的世界中，并且，这个过程性的世界承认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各种事件在本体论上是平等和对称的，创造性才有意义。

能力被理解为由外部原因所决定的意向性后果的产物，另一方面，真正的创造性则确保了创新的自发产生，那是因果分析所无法化约的。能力相关于（with respect to）并对于（over）外在的对象发生作用。创造性则总是反省性的（reflexive），是相关于并且对于“自我”而发挥作用。并且，由于自我在一个过程性的世界中总是公共性的（communal），创造性就是交互性（transactional）与多向度的（multi-dimensional）。因此，创造性就既是自我创造性（self-creativity），又是共同创造性（co-creativity）。要么每一个事物共享创造性，要么就没有创造性。委实，正是所有创造性过程的这种交互性、共同创造性的特征，使作为一种自我创造的修身（self-cultivation）不致沦为自我中心主义。

关于新生事物的自发涌现这种创造性，还有进一步的一点是可能的。在道家传统中，对于创造性这一观念来说，我们在“无中生有”的感受性中所关联的“生成”（bring into being）这种创造性的根本意义是太过孤立和极端了。就像“建造”、“学习”和“工作”一样，“道”这个术语既确保了过程，又确保了被创造的成果。它是始终情境化的创造性所得以发生的轨道和时间架构。

当庄子注意到“万物与我为一”时，这种洞见是肯定每一种独特的现象在其经验领域内与其它的现象是具有连续性的。但是，这是否是一种详尽彻底的宣称：在连续的当下中，我们是否在谈论所有的现象？由于世界是过程性的，并且，由于其创造性毋宁说是“从头开始”（ab initio）而非“无中生有”（ex nihilo），任何对于该问题的答案便都会不得不是暂时性的。现象从来都既非原子式的各自分散、互不相关，也非完全与完整、没有发展的余地。庄子详细地描述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庄子·齐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