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根据相关史料，介绍《中鉴录》这部鲜为人知且如今可能已经亡佚的著作，指出其作者、成书时间与背景、体例与内容，以及该书作者王龙溪编篡此书的用意。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由《中鉴录》可见，作为明中后期儒家社会讲学活动的重要代表，王龙溪虽然以讲学活动为其主要关怀和成就所在，但他在从事讲学活动以「移风易俗」的同时，并未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后者仍然是其思想的一个深植向度。并且，这种情况在明代中后期的阳明学中并非孤立的现象。因此，让我们对王龙溪的思想与实践能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向我们提出需要更为周延地思考明代儒学「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与「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之间的关联性，便构成《中鉴录》所具备的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关键词：王龙溪 《中鉴录》 「得君行道」与「移风易俗」

一、前言

较之以往的儒学传统，明代儒学走势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儒者「外王」事业的重点体现出由政治取向到社会取向的转移。阳明学者大规模的民间讲学活动，便是这一重要变化的集中反映。作为中晚明阳明学核心人物的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更是阳明学者社会讲学活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不过，恰恰是以社会取向的讲学活动为其主要成就的王龙溪，晚年却在万历皇帝登基前夕编辑了一部如今可能已经亡佚的《中鉴录》。该书以宦官为题材和读者，而其目的则是希望通过宦官进一步影响当时年幼即位的万历皇帝。这又仍然反映出传统儒家「得君行道」的一贯政治取向。并且，中晚明许多具有鲜明社会取向而致力于「移风易俗」的阳明学者，其实也始终怀抱着「得君行道」的心理与愿望。因此，通过对《中鉴录》的考察，或许可以使我们在掌握明代儒学从政治取向到社会取向这种重点转化的同时，避免将这种重点的转换误解为彼此之间的取舍，从而更为周延地把握「得君行道」与「移风易俗」这两种不同方向在明儒尤其中晚明阳明学者那里的复杂关联。

二、《中鉴录》的作者

明隆庆六年（1572）十二月二十七日，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于文华殿向年幼即将登基的明神宗朱翊钧（1572─1620年在位）进呈《帝鉴图说》。在此之前，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曾命人编过《昭鉴录》、《永鉴录》、《历代驸马书》以及《公子书》等。明宣宗朱瞻其（1426─1435年在位）与明代宗朱祁钰（1450─1456年在位）也编过《君鉴》、《臣鉴》等书。这些书都是向统治阶层进言，为其提供正面楷式和反面教材，要求他们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以利长治久安的。而在张居正进呈《帝鉴图说》后不久，又有一部《中鉴录》问世。只是，这部书未能流传下来，不见于各种书目，因而也就鲜为人知了。

在《明儒学案》这部研究明代儒家思想史的重要文献中，曾经有一处提到过《中鉴录》，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称梨洲先生）于《明儒学案》卷15〈侍读张阳和先生元忭〉中写道：

万历己卯，教习内书堂。先生（张元忭，1538─1588，字子荩，号阳和）谓寺人在天子左右，其贤不肖，为国治乱所系，因取《中鉴录》谆谆诲之。

事实上，黄宗羲这里的记载是根据朱赓（1535─1608，字少钦，号金庭，谥文懿）为张元忭所撰写的行状。朱赓在〈明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阳和张公行状〉中写道：

己卯，充内书堂教习。故事入内书堂为乙其章句,课之对语止矣。子荩曰：此辈他日在天子左右，关主德不细，奈何不预教之？乃取《中鉴录》亲为条解。[1]

仅就朱赓这一最初的记录以及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转述来看，很容易让人以为《中鉴录》的作者便是张元忭。但是，在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存斋）和赵锦（1516─1591，字元朴，号麟阳）的记载中，均明确指出《中鉴录》的作者是张元忭的同乡兼师辈王龙溪。

王龙溪是王阳明（1472─1528）的高第弟子，在明中后期的中国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徐阶在其〈王龙溪先生传〉中写道：

公（龙溪）着有《大象义述》、《丽泽录》、《留都》、《岘山》、《东游》、《南游》诸《会记》，《水西》、《冲玄》、《云门》、《天山》、《万松》、《华阳》、《斗山》、《环濮》诸《会语》，《罗念庵东游记》、《松原晤语》、《聂双江致知议略》、《别曾太常》、《赵瀔阳漫语》、《答王敬所论学书》以及《中鉴录》凡数十种。[2]

而赵锦在为龙溪写的〈墓志铭〉中也同样说道：

（王龙溪）所著有《龙溪先生全集》二十卷、《中官中鉴录》七卷、《大象义述》、《念庵东游记》及诸《会语》行于世。[3]

尽管前引朱赓和黄宗羲的记载有可能让人以为张元忭是《中鉴录》的作者，但那毕竟是读者自己的联想，细读文句，其实并不能断定。徐阶和赵锦均与龙溪交往密切，所说自非虚言。此外，在龙溪给张元忭的一封回信中，更直接说明了《中鉴录》乃龙溪所作。

领手书并诸论学稿，具悉明定造诣之概。既膺起居之命，内馆主教势不得兼。所云《中鉴录》，未敢为不朽之作。区区两三年纳约苦心，庶几自尽。内馆之设，事几若微，于圣躬得养与否，所系匪轻。不知相继主教者能悉领此意，不做寻常套数捱过否？[4]

由此可见，张元忭是看过《中鉴录》并给予很高评价的。而将龙溪的这封信与前引朱赓、黄宗羲的记载相对照，也就自然很清楚《中鉴录》的作者是谁了。

只是，《中鉴录》虽或如赵锦所说，在当时曾经一度「行于世」，但如今却可能已亡佚，无法让我们得观其详了。不过，所幸龙溪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曾多次提到过《中鉴录》。在《王龙溪先生全集》中，卷九至卷十二部分为龙溪与友人的通信汇编，其中有〈与陶念斋〉、〈与耿楚侗〉、〈与朱越峥〉、〈与赵瀔阳〉以及〈与曾见台〉这五封书信是专门有关《中鉴录》的。由于这五封书信对《中鉴录》的基本相关情况已有较明确的说明，以下，我们便以之为基本依据，并结合其它的材料，对《中鉴录》的相关情况加以介绍，既为史海钩沉之一则，同时也对其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略做提示。为了既保持这五封书信的整体性，避免在后文局部引用时割裂其内在一贯性，同时不占用正文的篇幅，我们将这五封书信做为附录列于文末，以资参照。

三、《中鉴录》的成书时间

除了第四封书信之外，龙溪这五封信都是以「圣天子睿智夙成、童蒙之吉」来开头的，第一封《与陶念斋》更是明确指出「天子新祚」，而就《与耿楚侗》中所谓「迩者元老有《帝鉴》」来看，我们可以判定龙溪《中鉴录》之成书当是在万历皇帝登基不久，张居正进呈《帝鉴图说》之后，因为龙溪卒于万历十一年，所谓「天子新祚」，不可能指万历以后的皇帝。再者，陶念斋(1527─1574，名大临，字虞臣，号念斋，谥文僖)于万历皇帝登基时迁礼部右侍郎兼学士，负责给年幼的神宗讲学，[5]这和龙溪信中所谓「执事任养蒙之贵，其功贵豫」亦恰相吻合。赵濲阳（1524─1601，名志皋，字汝迈，号濲阳，谥文懿）在万历元年担任侍读，[6]朱越峥（生卒不详，名南雍，字子肃，号越峥）也在万历元年升任礼科都给事中。[7]从龙溪给这些人内容大体相同的书信来看，均可以推断龙溪的书信应当是写在万历登基不久的时候。另外，龙溪在给陶念斋的信中谓《中鉴录》「寄麟阳世丈处，可索取观之」，给耿定向（1524─1596，字在伦，号天台，又号楚侗）的信中称「吾丈遵养逢时，帝心简在」，而万历元年二月耿定向晋工部屯田主事，九月晋尚宝丞，万历二年八月晋尚宝少卿，万历三年晋太普少卿、督察院右检都御史之后，五月即因母卒奔归。[8]陶念斋于万历二年即卒，赵锦亦于万历二年迁南京右都御史。因此，龙溪写给这些京中任职的朋友们的信，至少应在万历二年之前，万历皇帝正式登基之后，大概在万历元年左右。而《中鉴录》的完成，则当略早。至于编篡的时间，则约有两三年之久，这在前引龙溪给张元忭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所谓「区区两三年纳约苦心」。

万历皇帝初登基时，颇显示出圣明天子的端倪，赢得了朝野的广泛赞誉。[9]因此，龙溪在〈与朱越峥〉中声称：「圣天子睿智夙成，得于传闻，宛然帝王矩度。」并且，在几乎每一封书信的开头都用的「睿智夙成」来形容万历，的确反映了当时举国上下对神宗皇帝的普遍佳评和殷切希望。毕竟，在传统中国社会，再没有什么比有可能出现一位圣明天子会更令儒家知识分子感到欢欣鼓舞的了。龙溪《中鉴录》的问世，正是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