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思想和他对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的思考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他同情和参与政治社会革命，并在此刺激下进行佛教革命。但他对世俗革命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革命思想是中国近代历史与佛法智慧相结合的产物。

关键词：佛法、佛教革命、革命

一 前言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在不断的革命中度过的。从推翻满清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相续不断。与革命的历史实践活动相关，鼓吹革命的理论、思想也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话语。对于此一问题的反思和探讨，近些年来已有人在进行，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论”和刘小枫先生基于基督教神学所进行的思考（1）都是很有影响的。我在此文中所要叙述的是一位近代著名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的革命经历和革命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革命的深度、广度及其局限性。

二、佛教革命

在民国年间，太虚可以说是一位风云人物，人称“政治和尚”。“政治和尚”的称号当然含有浓重的贬意，意指太虚与政府要人来往密切，有巴结权贵之嫌。对此我们可以有两点评论：第一，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政治和尚”的说法也有些道理，在近代佛教领袖中，太虚的政治关怀确实最为强烈，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也最深，而太虚之卷入政治，既因为一般的时代因素的影响，也因为个人的一些特殊机缘。第二，太虚的参与政治，是有限度的，是谨守佛教的立场的，他始终是为了佛教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他的政治理想也始终是建设一个佛化的新世界，世俗的财富与权位在太虚的心目中是没有地位的。太虚表现了20世纪佛教徒对政治现实的态度，以及对佛教与社会政治现实的关系的理解。

其实，就其一生而言，太虚是一个佛教的改革家，他的大部分生命活动都是在从事中国佛教的革新与改良。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使用的却是激进的革命语汇。这本来不难理解，在一个革命的年代里，一切社会和文化的变革都必然会打上革命的烙印，佛教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也是如此。太虚出身贫寒，他之所以遁入佛门，一是因为羡慕寺僧优裕的生活，二是想修得神通。他的早期佛教教育是当时寺院中的老套，了然无有新意。如果不是遇到华山法师和革命僧栖云，他也许会成为一个传统的僧人，而不能成为后日那样的佛教领袖。通过华山和栖云的介绍，太虚阅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等人的新著，获得了一个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革命在他心中扎下了根。他从此走出山林，走向广阔的生活世界。佛教对他来说不再只是个体生命解脱的工具，他所关心的是改革佛教的积弊，振兴佛教，以之为救国救天下的工具。佛教的信仰与世界潮流、天下大势紧密融合在一起，他的旺盛的生命活力赋予了那个时代的佛教以奇情异彩。

庚子年后，随着变法维新的推进，各地教育当局往往以教育经费无着为名而强占寺产，摧残佛教，日本的本愿真宗等佛教势力借机进入江浙等地。为保护中国佛教的生机，各地纷纷兴办僧教育，尤以江浙等地为发达。同时，杨文会领导的近代居士佛学运动也在开展。青年太虚亲自参加了当时的僧教育运动，也曾经在杨文会主持的祗洹精舍学习过一段时间。宣统二年，太虚到了广州，他不但在此大力宣扬佛学，而且与革命党人颇有往来，养成了他“敢以入魔，敢以入险”的勇气豪胆。太虚在广州的时间不长，但意义十分重大。这不仅因为他亲身见证了黄花冈事件，且为此遭到清庭的追捕，更重要的是他在广东受到的革命熏陶。他说：

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就是要怎样根据佛教的真理，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由于此种思想的影响，随着中国维新和革命趋势，与革命党人自然而然的接近，在思想上也受了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很大的影响。（2）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太虚开始了他的佛教改革事业。

太虚的佛教改进运动或佛教革命事业的宗旨是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一个既契合于释迦的本怀，又符合新时代之要求的新佛教。其具体内容，就是太虚在民国二年所提出的佛教三大革命。在以后三十多年的岁月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太虚也由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举世闻名的高僧，但他的佛教革命的基本思想并没有变化，他不但在理论上深化了他的主张，而且以其坚苦卓绝的弘法活动和杰出的领导组织才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为新型的、具有近代性的中国佛教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他的佛教改革运动在理论建设、僧伽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另一些方面如新的僧伽制度方面则显然是失败的。

一、教理的革命。太虚认为，以往的佛教多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而不太注意现生的问题；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而不是为人类谋幸福和自由的工具。这样的佛教必须改变。他力图克服历史上的时代、地域、人种、民族的限制，创造一种融贯东西各民族文化的新佛学，作为新时代的精神及行为指南。他把这种新佛学的内容概括为“人生的佛学”、“科学的佛学”、“实证的佛学”和“世界的佛学”。这是在近代中国的生存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全新的佛学理念，而又能出之以明白晓畅的现代语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中的“人生佛学”被后人发展为“人间佛教”理论，成为现代中国佛教的指导思想。

二、教制的革命。改革僧伽的制度，革除在帝制环境中养成流传下来的恶习，建设一个以释迦佛陀的遗教为本怀，适合现代中国环境的新佛教制度。太虚认为，新制度的组织原则应该是自由信仰、感情联系、精神一致的自由组合，维持其存在有五个必要条件：“不可无自由组合之团体”、“不可无勇猛牺牲之精神”，“不可无受学求教之志愿”，“不可无实行博爱之筹备”，“不可无安心立命之修证”。太虚后来所作的《僧伽制度论》是其改革佛教制度的系统设想。该书一方面主张改革出家僧伽的集团生活，使其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成为合理化的近代组织，从而能够真正主持佛教，“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同时，组织正信会，以摄化在家信众，使佛法深入民间，使全世界的人类，都变为佛陀的信徒。

出家佛徒要提高其僧格和地位，能真正主持弘扬佛法，使人们崇仰为导师；在家佛徒则使其由研究信解佛法的学理，行为则以社会道德为基本，实行五戒十善之人间道德，改良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这种平易近人的道德规律，最易于实行和普及人间，使人人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一个佛教徒。（3）

三、教产的革命。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之成为十方僧众共有，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才，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总之，应该实行集产制度，而非向来的宗法制度。

但是，太虚的佛教革命，始终是要建立以僧寺为主体的新型佛教，而决非是佛教的世俗化。民国十六年前后，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一些受过教育的僧众也极力鼓吹佛教革命，认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生存，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有人甚至背离佛教立场，走上了佛教世俗化的道路，从而革掉了整个佛教的生命力；也有人以为佛教没有办法，因而意志消沉、随着旧势力去了。太虚针对此而发表了一篇《革命僧的训辞》。他说：

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的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4）

就总体而言，太虚的佛教革命确实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正如太虚自己所说，佛教革命的失败一是由于“反对方面障碍力的深广”（保守势力的强大），二是由于本身的弱点，“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但太虚坚信他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制度。”

在我看来，就算有一“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来领导，佛教革命也是要失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第一，在社会政治革命尚未取得明显成果的情况下，佛教革命是不会有效的。因为中国的佛教革命是在社会政治革命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没有政治革命的启示，佛教革命是不可能提出的。这与西方的宗教革命之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是完全不同的。而当时的中国革命正陷入混乱之中，一般人的革命观是反对一切宗教包括佛教的，革命浪潮威胁着佛教的生存，太虚的佛教革命却是要挽救佛教的危亡，这里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第二，当时的一般僧尼素质非常低下，他们对财富和名位的贪恋决不在一般俗人之下，新的佛教制度的建立肯定要触动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所以他们对此要坚决抵制。在我看来，就算有一“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来领导，佛教革命也是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