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认为，郭店一号楚墓中的陪葬竹书是一套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稷下思孟学派教材，其内容大致包括儒家经典基本知识、子思学派和稷下思孟学派基本观点、性情论、社会伦理道德、政治哲学和形上学宇宙论等。其中，《大一生水》是具有稷下思孟学派思想特征的作品，既继承了曾参、子思吸收道家老子形上学的传统，又吸收了稷下学者以水为万物之本原的观点，堪称“古代中国的泰勒斯学说”；而《五行》则是思孟后学对《礼运》五行说、竹书六德说和孟子学说的发展。显然，当时还未有后来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这部书。这些竹书资料可能是公元前311年屈原出使齐国时从稷下带回楚国的，它们的被发现可以基本修复稷下思孟学派这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久已残缺了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稷下　教材　屈原　郭店竹书　思孟学派

战国中期的齐国稷下思孟学派是对战国早期鲁国子思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子思后学到齐国稷下与孟子及其后学会合，遂发展成为稷下思孟学派。郭店一号楚墓中的陪葬竹书很像是稷下思孟学派的教材，只有像屈原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才会有这些竹书，而屈原作品的思想深受这些书籍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在郭店竹书中，除了多有通假字之外，简笔字和因形近而误的字也不少，但其书写的笔法却显得非常熟练。显然，它们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应是由不太理解书籍内容的数位专业抄手抄写出来的。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聚集了来自各国的学者，那里的专业抄手中也可能有楚国人。《郭店楚墓竹简·前言》[2]的作者认为竹书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所以它们很可能是稷下的楚国抄手抄写的。至于竹简形制的长短，似亦有不同抄手采用不同长度的竹简的可能，而不一定都有分类的含义。至于抄写的时间，则应与孟子同时。具体地说，可能是在孟子于齐威王[3]、齐宣王[4]时游齐之后和屈原出使齐国之前，故应早于《孟子》的成书时间。从竹书中有些异体字似可看出孟子学说的影响，比如：将“过”写作“化”下加“心”，好像是据“所过者化”的意思造的异体字；将“仁”写作“人”下加“心”、“千”下加“心”、“身”下加“心”，则像是据“仁义礼智根于心”、“仁”由“心”中善端发展而来的说法造的异体字。诸如此类，大概是当时孟子学说的流行在文字方面留下的痕迹。公元前311年，屈原出使齐国时正是齐宣王当政，是孟子说齐宣王行“仁政”八年之后的事。当时，楚国学者环渊正在稷下，齐赐之为“上大夫”，屈原是否与环渊有过接触尚不得而知。郭店竹书中的《老子》和其他各篇均与稷下思孟学派的思想有密切联系，被用作了教材，可总称为“稷下思孟学派文献”。《老子》以外的各篇[5]乃是子思后学与稷下思孟学派的作品，其写作的时间当在体现儒、道互补思想的子思学派之代表作《孝经》、《中庸》、《大学》、《礼运》和《易传》之后[6]，与孟子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当而早于《孟子》的成书。因此，这些竹书资料的发现可以基本修复稷下思孟学派这个在中国思想史上久已残缺了的重要环节。

《老子》甲、乙、丙本，其竹简形制的长短各异，甲、丙本的内容有重复，似乃不同抄手抄写的三个不同的选本。其中，甲本和乙本的抄写时间可能早一些。甲本的“过”作“化”下加“止”，未作“化”下加“心”；丙本有“过”作“化”下加“心”、“仁”作“身”下加“心”的情况。丙本与《大一生水》[8]之形制相同、笔法一致，可能为一人所抄写。其抄写时间看来和下面各篇接近，抄于孟子学说在稷下流行之后。丙本的“过”，第四简作“化”下加“心”，而第十三简则作“彳”旁、右边上“化”下“止”，后者应是保留了较早的写法。《语丛二》第四十简的“过”亦如此，这与西周中期《过伯簋》、《过伯爵》以及战国初《侯马盟书》中的“过”字均属用声音相近之声符的同字异构。

《老子》是稷下的教材之一，思孟后学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对《老子》加以改编，增删、改动其内容和前后次序。荀况在稷下曾“三为祭酒”，思孟学派流行于荀况到稷下之前，而黄老之学则流行于荀况离稷下之后。[9]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黄老学派，都非常重视《老子》。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既有甲、乙两种版本的《老子》，又有思孟学派的《五行篇》和黄老学派的《黄帝四经》。稷下思孟学派的《老子》选本中没有反对儒家的言论，看来是用作教材时被删去了；而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则未删。田齐统治者认黄帝为始祖，又推崇老子这个同乡，其尊崇黄老本出于标榜并抬高自己地位的政治目的。因此，《老子》甲、乙、丙三个选本可能是供不同学习者选用的结果。

那么，是否郭店竹书中的《老子》是原本而马王堆帛书《老子》和传世各本是经过太史儋增改的呢？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太史儋见秦献侯是在周烈王二年，即公元前374年。在此前后，如果真的太史儋增改了《老子》，至六十多年以后的公元前311年，屈原使齐时流行的版本恐早该是太史儋的《老子》版本了，而此后即使有人增改了《老子》，那也极可能是稷下学者而不大可能是生活在六十多年以前的太史儋所为。春秋末期的老聃著了《老子》，经战国时的稷下学者增改而传世，我们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

《大一生水》[11]在子思学派《礼运》、《易传》等著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吸收了《老子》、《曾子天圆》、《管子·水地》等著作中的思想材料，发展出了稷下思孟学派自己的宇宙生成理论。

《礼运》最先将《老子》中称呼本体的“大”、“一”之名合为“大一”，说：“夫礼，始于大一。”又说：“夫礼，必本于大一。”稷下思孟学派又将《老子》、《曾子天圆》、《易传》中关于阴阳、气、神明等材料熔为一炉，吸收了稷下学者在《管子·水地》中提出的“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的观点[12]，从中发展出了这篇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以水为本原的宇宙生成论杰作。《大一生水》的写作时间当比《管子》中的《水地》、《心术》、《白心》、《内业》稍后，但是对屈原的《天问》、《远游》有很大影响，而屈原《九歌》第一篇即题为《东皇太一》。

《大一生水》是具有稷下思孟学派思想特征的作品，既继承了曾参、子思吸收道家老子形上学的传统，又吸收了稷下学者以水为万物之本原的观点，堪称是“古代中国的泰勒斯学说”[13]。

子思学派的代表作《孝经》、《中庸》、《大学》、《礼运》、《易传》的思想构成了一个具有儒、道互补特色的完整的天道、人道思想体系，始于孝、立于诚、行于治国平天下、合于礼而最终通于变是其基本主张。它提倡忠孝合一、义利合一，重视阴阳、三才、大一、太极，崇尚尊贤、选贤、尚贤。

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据《隋书·音乐志》谓，南梁沈约云《礼记》之“《中庸》、《表记》、《防记》[15]、《缁衣》皆取《子思子》”。虽然《缁衣》、《坊记》、《表记》三篇亦出于《子思子》，《礼记》中的《缁衣》与竹简本大体相合，但明显与以《中庸》为核心的子思学派之思想体系不类。若云三篇乃子思早年所作，则《坊记》中引有《论语》，明显作于《论语》编成以后。一般认为，《论语》编成于曾参[16]去世以后。其时，子思年已五十左右，早该有弟子了。此三篇之主题不一，虽多有征引，却基本没有论述发挥。当时，这种简单的语录体已经过时，抄录孔子语与《诗》、《书》相印证颇像是学生的习作，因此，很难说与《中庸》等出自一人之手。看来，这三篇盖是子思后学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