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探索汉语价值判断“是非”观念的来源、它与原初“是”“时”观念的源流关系。认为：在汉语“是”与西语“to be”之间，既有对应性，又有差异性。作为价值判断的“是非”观念，来源于作为形而上学观念的早期“是”的存在者化的指代神圣性；而这种形而上学的“是”观念，又来源于前形而上学的更为原始的“是”“时”的标示存在本身的系词性；这种原始的“是”“时”观念，乃是华夏先民的源始的生存之领会与解释。

关键词：时  是  是非  生存  存在  价值  判断

语言学界通常认为，汉语“是”出现之初就是一个纯粹的指代词，可是却很少注意：“是”为什么能与其它指代词长期并存？为什么后来是“是”而不是别的指代词发展为系词？它为什么同时又发展为“是非”观念？

以当代哲学的观点看，作为科学建构前提的知识论和作为道德建构前提的价值论，都奠基于作为纯粹哲学存在论的形而上学[1]；但形而上学本身，却又奠基于更源始的前哲学的观念。就西方哲学来看，形而上学的核心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亚里士多德语）问题，或者说关于“是”（古希腊语einai；英语to be）或者“存在”（德语Sein）的问题。例如海德格尔（M. Heiddeger）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建立始于古希腊雅典哲学，那时人们开始遗忘了“存在”（Sein）本身或“是”（ist）本身，即把存在理解为存在者（das Seiende），并专注于这样的存在者，将它对象化、专题化。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西方的知识论及科学建构、价值论及道德建构。然而此后人们虽然遗忘了存在，但存在或“是”本身始终是一切观念的真正源始的基础。那么，“是”在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就哲学界的情况来看，人们对西语to be的研究近年来颇为热烈，但对汉语“是”却谈不上研究；再就语言学界来看，对“是”的研究也不过几十年，而且仅限于语法学方面，然而据我们的研究，对汉语原初“是”的揭示关键在语义的揭示。我们曾指出：汉语“是”与中国哲学形而上学之间的关联同样是本质性的；原初的“是”类似于古希腊语einai 。[1] 显而易见，对汉语原初“是”的研究既是一个哲学问题，同时是一个语言学问题。没有哲学的参与，语言学很难关注到“是”的语义问题 [2] 及其观念奠基性；而如果没有语言学的参与，哲学很难发现汉语“是”与西语to be之间的本然的对应性。

本文意在从中国的价值论观念方面切入，来探索这个问题：作为价值观的规范表达的“是非”观念是何以可能的？这种属于形而上学建构的“是非”观念，与汉语原初“是”之间是什么关系？

一  存在：原初“是”的系词性

早期汉语“是”是一个指代词，这在语言学界从来没有争议。例如在“惟命是从”这样的表达中，“是”作为指代词，复指其前置宾语“命”，“是从”即“从是”，即“从命”。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是”最初并不是“此”“斯”那样的一般性的指代词，而是神圣性的指代词；而且它一开始就隐含着系词性，后来才可能发展为系词。这里的“系词性”不等于“系词”；“是”最初不是系词，但有系词性。“是”后来之所以发展为系词，正是因为它原初具有的系词性。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它隐含的系词性乃是它的指代性的基础，因为正是这种系词性给出了所指代的事物的存在性、在场性。“是”的指代性乃是这种标示存在的系词性的存在者化，这样它才能成为一般存在论的最后“根据”。而“是”的指代神圣性也是这种存在者化的更进一步的结果，这样它才能成为价值论的最后“准则”。

    汉语“是”成为形而上学价值论的基本观念，是比较晚近的事，即是在属于中国轴心时期（Axial Period）的春秋战国时代，其经典表述是孟子的名言：“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2] 而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是非”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于是我们必须追溯到轴心时期之前的原初的“是”。但我们注意到，“是”字的出现较晚：“是”不见于甲骨文，最早的确凿材料见于西周早期金文。这似乎带来一个疑问：“是”真的算得上是我们的原初观念吗？对此，我们作出三点陈述：第一，“是”字最初写作它的同音字“时”，而“时”字的产生比“是”早得多（“时”甲骨文中就有，早期文献如《诗经》《尚书》等，“是”多作“时”），我们探索原初的“是”，理应包括探索原初的“时”。[3][3] 第二，即便就“是”而言，文字是滞后于实际语言的，“是”这个字晚于“是”这个词，这就是说，“是”这个词必定是产生于周代之前的。西方最早的完整古文献是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已有einai用作系词。但是汉语原初“是”远比《伊利亚特》中的einai更为古老：从时代上看，《伊利亚特》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而汉语“是”或“时”字从公元前10世纪起就已经出现在西周金文和《易经》《尚书》《诗经》等古老文献中。第三，“是”或“时”之足以作为中国人原始的存在观念，因为它们产生的时代是在轴心时期（春秋战国）之前。

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形而上学是奠基于源始的本真的“存在之领会与解释”的；这样的“原始经验”，就存在于对“是”（存在）的领会之中。华夏民族亦然，原初的“是”（“时”）的用法正是我们祖先的“存在之领会与解释”；后来诸子百家乃至中国整个的传统观念，均基于此。汉语“是”（“时”）大致经历了下表所列的演变历程： 

由此可见，如果仅仅从语言学角度看，早期的“是”不过是一组指代词中的一个；但从哲学角度看，它却是殷周时代的根本观念的语言形式，如同古希腊语的einai 。应该说，西方的形而上学观念和中华的形而上学观念之间有相当的一致性。参照海德格尔著名的“存在论区分”（der ontologische Unterschied），即严格区分“存在”（Sein）和“存在者”（Seiendes）的思想，我们可以分析如下：源始的to be和原初的“是”都不是说的任何存在者，而是存在之为存在本身；唯其如此，它才能保证所有其它存在者的存在（在场性），而表现为判断。例如西语“Man is animal”、汉语“人是动物”这样的判断之所以能成立，首先是因为“Man is”或“人是（存在）”，即首先是因为“is”或“是”保证了“Man”或“人”这样的存在者的存在（在场性）。而“is”或“是”本身却不是任何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但是，当人们去思考所有存在者的最后“根据”（Grund）时，人们把“to be”或“是”思考为这样的终极根据，即思考为这样一个存在者，它保证了其它所有存在者的存在。它就是理念（柏拉图）、我思（笛卡儿），或道（道家）、性（儒家），等等。于是，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得以发生。但是前形而上学的“to be”或“是”并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

汉语原初“是”与“时”的意义就是如此：虽然“是”与“时”均从“日”，但“是”与“时”显然不是在说天上那个作为自然物的太阳，因为那个太阳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者，人们因此可以问“太阳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此时，太阳的存在或在场性已经先行被给出——太阳因为“是（存在着）”，所以才能“是什么”。那么，太阳的存在是如何被先行给出的？正是由原初的“是”（“时”）给出的，其意义就是源始的生存之领会与解释，它更确切的表述就是更早出现的“时”，亦即华夏先民对其“生”（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的“时间性”（Zeitlichkeit）的领悟。“时”的原初意义是“四时”，它并不是一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存在者，而是农耕生活的源始的生存境域。所有存在者“共在”于这个境域之中，而这个源始境域正是由“时”或“是”来表达的。此时之“日”还不是一个对象物，即还没有被理解为一个存在者，然而似乎所有存在者的“共在”都由这个“日”照亮了；正是在这片光明中，所有存在者的存在才得以敞现出来，它们也才成其为存在者。人们正是由此而感悟到时间性的“生”：这就是华夏先民的源始的生活感悟，即“生生之谓易”（《系辞传》）[4]。

但到了轴心时代，当华夏先民思考所有存在者之最后根据时，由于“时”“是”的时间性与“日”的天然关联，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把“日”理解为这样的终极存在者。“日”这样的终极存在者，其地位如创世的上帝。于是，中国最早的形而上学观念得以出现。例如在“日，则也”（详后）这个判断中，太阳就已经被理解为一个终极的存在者了。于是，不是存在本身给出了太阳的在场性，倒是太阳给出了所有存在者的在场性。太阳这个唯一存在者保证了其它所有存在者的存在，它便成为了最后的尺度。而在这个时候的文献中，“是”字也开始逐渐取代“时”字，意味着生存的时间性境域开始被遮蔽，作为终极存在者的“日”的神圣性开始被突显出来。

汉语“是”与西语“to be”的对应关系，可以由下表说明。需要注意的是，西语to be 包含的基本观念，是以不同的形态表示的；而汉语是孤立语，不是形态语，所以没有这样的形态变化。这就是说，汉语原初“是”所蕴涵的基本观念，都是以“是”或“时”不变的形态出现的，语法上出现于同一语法位置，语义上体现为同一义项的义素构成关系。而义素构成作为语义结构，只能通过语义分析来揭示。 

表中揭示了：正是“时”或“是”所隐含的源始的系词性（不是系词，而是标示存在性的系词性）、亦即存在本身保证了存在者的在场性；而这种在场性的体现就是指代性，它指示着“此（这一个）”存在者的在场：早期“是”只指代神圣性的在场者，后来才逐渐可指代一般性的在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