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自從朱熹提出之後，歷代理學家對它看法不一，個人皆以自己的立場來詮釋此語，使得朱熹當時提出的原意，產生不少爭議，而漸行隱晦。基此，本篇短文想探討：一、朱熹的原意及其引發的爭議；二、介紹明儒高攀龍如何以此法作為實踐及教學；三、以「靜坐」、「讀書」並進的觀點，說明儒、釋靜坐之異同。

一、朱熹「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原意及所引發的爭議

「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最先由朱熹（元晦，1130-1200）對其弟子郭友仁（德元，生卒年不詳，楚州山陽縣〔今江蘇淮安縣〕人）提出，他說：「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1）可見朱熹因機設教，個別教導郭友仁，強調只要個人閒暇無事，且生活上不虞匱乏，實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修業課程亦無不可。但須注意的是，朱熹並未以此作為教學通則。清儒陸隴其（稼書，1630-1692）亦認為朱熹不可能教人半日靜坐，此語是因郭友仁本身學禪而誤記。 （2）在《朱子語類》卷116有朱熹訓郭友仁八則（第48至55條），其中一則的確曾說：「公向道甚切，也曾學禪來。……非惟學禪，如老莊及釋氏教典，亦曾涉獵。未能博文，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工。」 （3）可見陸隴其懷疑「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記載失真，並非無的放矢。不過陸隴其是朱派學人，他作這樣的辯解，多少是為了維護朱子。
清儒顏元（習齋，1635-1704）在其《朱子語類評》，對「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八字，提出強烈批評，他說：

聖道之亡，只為先生輩貪大局，說大話，滅盡有用之學，而舉世無一真德、真才矣。試問先生是學孔子乎？孔子豈是「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乎？ （4）

「半日靜坐」之半日固空矣，「半日讀書」之半日亦空，也是空了歲月。……釋氏之萬理皆空，猶可言也；滅絕五倫之釋，不能滅儒道也。講誦五經之釋，不可言也，其萬事皆空，人不覺也；是以天下無一習行經濟之儒矣。 （5）

先生廢卻孔門學習成法，便是一種「只說道理」之學，而不自見其弊者，誤以讀書、著書為儒者正業也。當其說顏（淵）、曾（參）著多少氣力方始庶幾萬一時，何不思古人著力是做甚工夫，而自己一生只「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了事乎？ （6）

朱子「半日靜坐」，是半日達麼（按：即達磨）也；「半日讀書」，是半日漢儒也。試問十二箇時辰，那一刻是堯、舜、周、孔乎？宗朱者可以思矣。 （7）

先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是聖人所說工夫否？……朱子則立朝全無建白，只會說「正心、誠意」，以文其無用，治漳州，全無設施，只會「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聞金人來犯宋，慟哭而已。 （8）

顏元的批評雖非常強烈，但他因別有用意而作出如此批評，近人陳榮捷先生（1901-1995）說：「顏氏之顛倒是非，實所罕見。朱子只對此門徒一人如是教訓，並非教人人如是。即訓友仁亦無事時然後如此實習，非絕無酬酢，而專靜坐讀書也。今顏元乃誣朱子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為一般人之生活方式，又誣朱子所謂靜坐如菩提達磨（約460-534在華）之擯去外務，面壁九年，所謂讀書如漢儒之訓詁，堯舜周孔之經世，一律不管。實際上顏元並不相信朱子如此。彼反對宋儒性命之學，提倡實用。思以革命口號，打倒權威。因而故為顛倒是非，亂唱口號。」 （9）又說：「其實顏元讀朱子書，無孔不入。其《朱子語類評》，志在攻擊朱子，故不惜扭曲穿鑿，以朱子一時訓一門徒之言，為一般教人之方。」 （10）錢穆先生（1895-1990）亦說：「《語類》中只此一條提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語』，……習齋不深考，乃拈此八字批評朱子，是亦不讀書之過。」 （11）可見顏元對「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批評，未能依理而論，不足取法。可是顏元可能不滿歷來的理學家習用朱熹此語，才會有這樣激越的批評。例如高攀龍不但以此為常法，還時時以此勸人（見下文），其弟子陳龍正（幾亭，1585-1645）更直接說：「此固為學至切要之法。」 （12）陳龍正奉為切要之法，而顏元則棄如弁髦。此外，劉宗周（蕺山，1578-1645）也提出過看法，說：「朱夫子嘗言『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三五年必有進步可觀。』今當取以為法。然除卻靜坐工夫，亦無以為讀書地，則其實亦非有兩程候也。學者誠於靜坐得力時，徐取古人書讀之，便覺古人真在目前，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於我，而其為讀書之益，有不待言者矣。」 （13）如無靜坐工夫，讀書難以進入情況，可見靜坐可幫助讀書時領會書中精義，助益不可謂小。例如劉宗周曾言：「善讀書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即千言萬語，無有是處。」而「求吾心」必須於靜定之中，方有所得。 （14）他在〈靜坐說〉又云：「學問宗旨，只是主靜也。此處工夫最難下手，姑為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 （15）在《人譜》亦言及：「靜坐是閒中喫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坐，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 （16）如是觀之，靜坐與讀書是一種求吾心的方便施設，不能說不重要。因為靜坐是為了助成讀書能理會通透；讀書是為了善求吾心；求吾心即是求聖賢之心。然而，顏元卻醜詆「半日靜坐」是半日達磨，「半日讀書」是半日漢儒。彼此間南轅北轍，找不出交集點。可見不同才氣性情的人，對「半日靜日半日讀書」自有不同的領悟，引發的諍訟也必然不少。陳榮捷先生對高攀龍採用朱熹此語作為常法，指出「高氏……以朱子一時教一門人之法為學者常法，則可謂誣朱子矣。」 （17）高攀龍是否誣陷朱熹，實難斷言；他或許想藉此提昇朱學教法，都有可能。不過無論如何，他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為進學規程，且屢勸他人如此做，則為事實。

二、高攀龍對「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實踐

高攀龍在萬曆廿三年（1594）秋，赴揭陽貶所， （18）途經武林，跟友人陸古樵（名粹，廣東新會人，潛心陳白沙的主靜之學，生卒年不詳）、吳子往（名志遠，生卒年不詳）暢談數日，討論作聖功夫。其間，陸氏忽問高攀龍，「本體何如？」高攀龍言下茫然，難以肯定回答，便隨說「無聲無臭」四字。然而，高攀龍知道自己此答「實出口耳，非由真見」。於是矢志發憤，並告誡自己：「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身矣！」 （19）於是他以朱熹「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作為日常實踐方法，他自述操作情形及所得經驗云：

明日於舟中厚設蓐蓆，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 （20）

高攀龍走水陸的時間大約有兩個月，在這段期間他於船內「厚設蓐蓆」，一如禪家所使用的蒲團， （21）作為靜坐之處。而尤為重要的是，他嚴格訂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作為每日規程。他說在靜坐時如有不寧帖處，便將程、朱等人所示法門，如「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 （22）拿來參求。這跟佛家於禪坐時作思惟功夫，有異曲同工之處。不過須指出的是，高攀龍以「誠敬」等等作為思惟的內容，跟原始佛教思惟八正道雖相似，但與後來中國禪宗參公案或參話頭則不同。高攀龍後來說得更直接：「吾輩每日用工，當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讀書以考所思之要。」 （23）靜坐時須思惟所讀聖賢書的內容，讀書則為了檢證所思惟的要旨是否正確，這也可說是遵循《論語．為政》所教導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唯此處高攀龍加一層靜坐功夫，是否符合孔子原意，便難下遽論。 （24）

高攀龍說他在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之氣象，但這種情況並非常常現前，故說「第不能常」，這表示他在這兩個月實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功夫已稍有成就，有行將開悟的徵兆。 （25）後來高攀龍常用此法教人，並勸誡他人說：「朱子謂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三年，無不進者。嘗驗之一兩月便不同。學者不作此工夫，虛過一生，殊可惜。」 （26）此處高攀龍改「一二年」為「三年」，或是抄印之誤。 （27）而他以個人獲得的證驗來勸服他人，使被勸服的人不得不信此法。尤有甚者，如不信此法及不實踐此法，將會「虛過一生」的勸服，非常具有震攝的力量，即使卓犖俊偉的人，也難掉臂不顧而去，猶恐會有失之交臂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