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雱（1044—1076），字元泽，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之子。他才华横溢，惜因病早逝，年仅三十三岁。“其学术广泛涉及儒释道三家，不但是《三经新义》的主要作者，又作策论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之事，而且著有《佛书义解》及《老子训传》、《南华真经新传》等，从时事政治到思想学术，发表过一系列的议论。”[１]然而，由于变法反对派对其人格的抹黑、诋毁，致使其学术思想长期被忽略。但是，只要是认真读过其著作的人，即使是受到负面宣传影响，对其人格不以为然，也不得不佩服其著作特别是解注《老》、《庄》之作的精辟深刻。生活于明末清初的王弘撰在其所著《山志》中说：“注《道德》、《南华》者，以予所见，无虑百家，而吕惠卿、王雱所作颇善，雱之才尤异。”他还叹惜王雱：“使当时从学于程子之门，则其所就当不可量。”不过，他又因为受到关于王雱人格不佳的宣传的影响，而怀疑王雱的《老》、《庄》注解非自己撰著，“或倩门客为之，亦未可知也”。[２]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怀疑。

关于王雱的学术思想，当今学者漆侠、卢国龙皆有精当论述。[３]本文只就王雱的《老子注》作一些探讨。[４]该书现无单本传世，其内容主要保存在北宋太守张氏所辑《道德真经集注》（明《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中。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彭耜《道德真经集注》、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均有征引，可资校刊。笔者曾对王雱的《老子注》作过辑校，作为附录刊于拙著《北宋〈老子〉注研究》一书（巴蜀书社2004年11月出版）中。

关于王雱的《老子注》，北宋梁迥在为太守张氏《道德真经集注》所作《后序》中曾作过高度评价：“近世王雱，深于道德性命之学，而老氏之书，复训厥旨，明微烛隐，自成一家之说，则八十一章愈显于世。”[５]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王雱《老子注》之特点：

一、“孔、老相为终始”论

《老子》主张以道治天下，批评儒家的仁义礼智等纲常名教。受三教融合的时代思潮的影响，北宋人在注释《老子》时，纷纷致力于调和儒道之间的矛盾。王雱在调和儒道矛盾方面，提出了独特的“孔、老相为终始”的循环论。

王雱对老子充满崇敬之情。他认为老子与孔子一样都是圣人。他感叹“末世为学，蔽于前世之绪余，乱于诸子之异论，智不足以明真伪，乃或以圣人（即老子）之经与杨、墨之书比”[６]。他批评世儒只知孔、老之言有异，而不识其道为一。他说：

“圣人虽多，其道一也。生之相后，越宇宙而同时；居之相去，异天壤而共处。故其有言，如首之有尾。外此道者，皆邪说也。然而道一者，言固不同；言同者，道固不一。而世儒徒识其言，故以言同者为是；不知其道，故以道一者为非。”[７]

圣人之道是一致的，但其所处时代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其言相异。其言虽异，但因同出于一道，所以又如首尾一样是可以互相衔接的。由此，王雱提出“孔、老相为终始”论。他说：

“道，岁也，圣人，时也。明乎道，则孔、老相为终始矣。”[８]

王雱形象地把道比作岁，把圣人比作四时。四时不同，但四时相继而成岁。孔、老之言不同，但也是“相为终始”的。何谓“相为终始”呢？让我们联系他在《老子注·序》中的一段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他说：

“道，岁也；圣人，时也。自尧舜至于孔子，礼章乐明，寓之以形名度数，而精神之运，炳然见于制作之间。定尊卑，别贤否，以临天下，事详物众，可谓盛矣。盖于时有之，则夏是也。夏反而为秋，秋则敛其散而一之，落其华而实之，以辨物为德，以复性为常，其志静，其事简。夫秋岂期于反夏乎，盖将以成岁而生物也。”[９]

自尧舜至于孔子，建立了完备的典章制度，不正如夏季之灿烂与荣华吗？但盛极则弊生，礼乐形名在现实社会中逐渐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甚至被严重异化，所以老子要否定它们，以期人们复归于素朴之本性。王雱说：“老子于四时当秋，其德主金，静一复性者也，故其尚如此。”[１０]老子并不是要跟孔子对着干，就如秋天不是为了反对夏天一样。夏天必须发展到秋天才能成岁，礼乐文明也必须向人的本性复归才能合道。

可见，王雱认为孔、老代表两种不同的治世方法：孔子致力于礼乐文明的建构，希望以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老子则认为人们的本性是纯朴的，只要不扰乱人们的纯朴之性，则社会不治而自治。自三代以来，礼乐文明不断繁富，但在此过程中，礼乐文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异化，从而变成虚伪的形式，甚至走向它的反面，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提倡老子的返朴归真之说，使人们恢复纯朴的本性，以消除异化现象。复性之后，社会要向前发展，又必须致力于礼乐文明的建设。因此，王雱说，“孔、老相为终始”[１１]，圣人之道循环相接。

王雱指出，“圣人之教，时而已矣，何常之有？”[１２]社会淳朴未散，则用道德治世；社会已乱，则以礼匡世；礼治出现弊端，则又提倡复性说。因此，“孔、老相为终始”说，实际上是要表达圣人治世之方因时而变的道理。

具体联系到北宋时代，王雱主张“以老氏为正”[１３]。因为，“三代之后，民无不失其性者”[１４]。这样，在三代之后，就都应该提倡复性之说。故他认为“归本之言，于学者为要矣”[１５]。

王雱主张“以老氏为正”，并不表明他有“老高于孔”的倾向，而是说，当时的问题不是如何使礼乐刑名等制度更加完备，而是如何克服礼乐刑名等制度在现实社会中的流弊，用现代语言来说，也就是如何克服礼乐刑名的异化。王雱认为，方法只能是提倡复性说，使人们返朴归真，不去追求外在的事物。

王雱认为，按照老子的复性说治理现实社会，是能够取得成效的。他注《老子》第80章说：

“窃尝考《论语》、《孟子》之终篇，皆称尧舜禹汤圣人之事业，盖以为举是书而加之政，则其效可以为比也。老子，大圣人也，而所遇之变，适当反本尽性之时，故独明道德之意，以收敛事物之散，而一之于朴。诚举其书以加之政，则化民成俗，此篇其效也，故经之义终焉。”[１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