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鲁迅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伟人。他们生活的年代遥遥相距两千四百多年，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有着很大差异。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正在形成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关于孔子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形态，史学界尚无统一的说法，此处只依其一)；鲁迅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度，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可他们都在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成了超绝一时的、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孔子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影响最为深广，他整理故国文献，开创孔子学说，发展教育事业，规范民族道德意识、精神生活和风俗习惯，以至被称为“圣人”、至圣先师，而今人则称之为“是一个言行一致、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匡亚明：《孔子评传》)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新民主主义论》”)。
　　孔子学说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经过附会和演释，已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历代封建帝王和反动统治者不断对孔子加官进爵，顶礼膜拜，以借孔子的偶象来维系他们的专制统治。到了五四时期，中国诞生了一批接受资产阶级现代文明教育的新人和积极投身于社会革新的热血志士，也产生了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于是出现了一批“打倒孔家店”的英雄，鲁迅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如果就抨击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反对复古倒退的意义上讲，“打倒孔家店”无疑是有巨大历史功绩的，但从当时运动中存在的好便一切皆好，坏就一切皆坏的历史唯心主义来看，对孔子学说全盘否定，又不无偏颇。当今时代，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探讨如何评价孔子学说，探讨鲁迅和孔子在某些方面的联系与差异，是不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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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孔子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是把孔子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来评价的，不仅如此，还必须认真地总结、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事实上，五四时期李大钊做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曾对孔子问题做过恰如其分的论述。他说：“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与宪法》)，“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的历代时君雕塑之偶象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论理观与孔子》)。李大钊坚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明确地把孔子本人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雕塑的孔子偶象区别开来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鲁迅在他的文章里也曾明确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所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鲁迅的“打倒孔家店”，正是着眼于孔夫子“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且介亭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着眼于“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华盖集·马上支日记》)，着眼于历代封建帝王赖以维护其统治的儒家的传统——精神“麻痹术”(《坟·春末闲谈》)。诸如，称儒家传统代表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宴”(《坟·灯下漫笔》)；称顽固坚持儒家传统的国粹派为“现在的屠杀者”(《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对“业儒”的男尊女卑，“表彰节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坟·我之节烈观》)的说教的揭露；对“圣人之徒”鼓吹“伦常”、恩养、“孝”、“烈”的批判；等等。对于孔子学说中，类似这些直接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东西，也就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吹捧、崇尚的东西，鲁迅是深恶痛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