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韩国现代史，以1945年为分歧点，可分为前半期和后半期。前半期（1876——1945），是从韩末缔结江华岛条约（1876）到解放的时期。后半期是从1945年至今，这一段时间里经过了南北分裂和韩战（1950——1953），并从极为穷困的农业国家转变成为现代的产业社会。

前半期的韩国社会，在产业方面，大致上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社会。在这种农业社会中，传统的儒教价值观以及和它有关的众多生活习惯，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西洋教育尚未普及到全国，所以在乡村里依然通过书堂之类的传统教育机关，施行儒教理念的教育，并藉此传播民族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1]。

不过，在韩国现代史的后半期，是按照西洋的教育体制改换其教育内容。因此，曾经传播传统儒教思想的乡村书堂教育，完全消退于历史之中。如前半期那样的儒学学派之传承和发展，再也看不见了。南北韩之间在理念上或军事上极端对峙的状况，是后半期发展的特色。在这种理念极端对立的过程中，儒教传统的命脉自然断绝，然而儒教的传统文化，在韩国人的生活规范和意识里，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消逝。

本文针对从韩末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现代史前半期，探讨韩国儒学发展之概况。论述次序大致如下：首先说明与中国儒学发展过程相异的韩国儒学，尤其是正统性理学之“尊华攘夷的小中华”意识。然后叙述从韩末到1945年的韩国现代史前半期韩国儒者的儒学思想，并依据现实对应的方式，分为三部分叙述之。接着介绍基于尊华攘夷的理念而与开化敌对的正统朱子学派之“斥邪卫正论”、受康有为的影响而强调用儒教理念改革现实的“孔教运动”，以及稳健改革派的“朱子学批判”和儒教改革思想。

为了了解在儒教传统断绝的韩国现代史后半期中儒教的发展和变化，首先查看初中、高等学校道德教科书的内容，由此途径，可能更易了解传统的儒教观念，透过何种方式进行变化或传承。同时，介绍在这种传统文化断绝的情况下，几位哲学家如何重新建立植基于儒教思想的韩国自身的哲学思想。由此，我们探索重新诠释儒教思想的可能性。要言之，本文将析论在韩国现代史中，传统儒学的抵抗、没落、以及重生的意义及其可能性。

二、尊华攘夷的“小中华”意识和排他性的朱子学之发展

在十四世纪末（1392）以性理学为国家理念而崛起的朝鲜王朝，在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历经日本和满洲后金（清）之侵略，壬辰倭乱（1592－1598）、丁卯（1627）和丙子（1636）两大胡乱，在社会文化上，受到无法形容的侮辱与野蛮的掠夺。在这种极端的整体危机状况之下，领导朝鲜社会的儒生，对于在壬辰倭乱之际出兵以助朝鲜而终为满洲族（清）所灭亡的明朝，在文化意识上多半保持强烈的认同感。换句话说，为了克服日本和满洲族的侵略所引起的耻辱感，在文化或精神层次上宁愿尊重已亡的明朝之所谓“中华”文化，且发扬之，而不是在功利层次——在军事或经济——上进行社会改革。要言之，在作为高度中华文化之实体的明朝灭亡之后，朝鲜儒者自以为朝鲜已成了真正中华文化的世纪代表。这种强烈的文化自豪感是极为普遍的。由此而来的是，朝鲜儒者的“中华文化中心主义”主导了十七世纪以后朝鲜的知识界，因此使得批判程朱学且代之而起的阳明学和明末清初的考证学，从十七世纪以来难以在朝鲜扎根。

于是以士大夫文人之责任意识和义理作为天理的程朱学，十七世纪以后在朝鲜比在中国还要受到尊崇，且其理气论或心性论的纯性理学之题材被深入地讨论。依朝鲜儒者的看法，程朱学的正统性代表朝鲜知识分子固有的华夷论式的文化自豪感或文化信念；也就是说，他们以为自从大明即大中华灭亡之后，大明的嫡系就在朝鲜，朝鲜乃是小中华，满洲族所建的清国是野蛮的。

由于这种文化心理上的特性，朝鲜儒者对已亡的明朝崇祯皇帝表示忠诚。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论，即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保守主义或封闭主义，将强调“节义”的性理学之名分论予以合理化。反之，有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十八世纪以后，逐渐脱离了这种文化心理上的纠结。这些自主思考的激进的少数知识分子，吸收了已传入清朝的诸多西方文物，即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天主教的新理论。因此，事实上这一些人批判当时可说是鄙陋的文化心理纠结，驳斥保守性的华夷论，企图完全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论之世界观[3]，并提倡既合于朝鲜情况又具主体性和实用性的学问，即“实学”。不过，进入十九世纪后，由于外戚专横，王权丧失了统合性，加上行政官僚的整体腐败和彻底的民生榨取，朝鲜王朝已达到了自取灭亡的地步。同时，随之而来的是禁止外来宗教，即对西学（天主教）的镇压措施（1801、1839、1866），抗拒官僚腐败的民乱（1811、1862）也到处发生，其中东学革命（1894）直接提出对朝鲜王朝原有的矛盾进行本质性的改革之主张。在朝鲜社会的内在矛盾逐渐深化之过程中，标榜文化保守主义的儒者，不得不面临西力东渐的巨大挑战。

封闭的朝鲜王朝，终于依照江华岛条约（1876），第一次对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开放港口。少数开化派的知识分子[4]要清算清朝与朝鲜之间传统的主从关系，并主张开放政策，即以开放的日本作为模范，而致力于朝鲜之独立自主和开化。但是，保守派的大部分儒者，因以儒学为正统，仍然依恋于过去的小中华意识，迷惑于华夷论的世界观，因而反对任何开放朝鲜社会的政策。是故，他们针对操纵朝鲜开化的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将朝鲜强制规定为日本的保护国的“乙巳勒约”（1905）之后——首先凭借老旧武器，以直接对抗的方式展开义兵活动。此外，或以自杀的方式[5]，或以隐居的方式[6]，展开了消极的抵抗，即拒绝与日本的任何妥协。这些人认为：除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之外，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是野蛮的，因而强烈排斥之，并站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之立场上，试图通过教育活动，来保存“中华”文化。于是，随着时代演进而吸收西方文明的一切改革努力，他们均斥之为“社会上的恶”（邪），而只强调要保卫“中华文化”（正）。要言之，他们从头到尾打着“斥邪卫正”的旗帜，力图抗争[7]。然而面对开化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之挑战，文化保守主义的极端反应仍受挫于新文明的火力。照他们的预言，朝鲜王朝将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灭亡。

在旧韩末正统性理学者之中，除“斥邪卫正”派以外，另有改革派的儒者活动，即受到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而标榜改良主义的儒教理念。如同康有为一样，他们是属于将孔子视为改革家的今文经学之儒者[8]。他们认为西方文明的核心就是基督教精神，同样地，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主张将儒教建立为国教。因此，他们积极参与康有为等人所提倡的孔教运动，并在韩国展开了孔教运动。

另有一些可称为稳健改革派的儒者。他们虽然与改革派的儒者有相异之处，但是受梁启超之影响颇多。他们提出与中国不同、但适合于韩国社会经济环境之儒教改革新论[9]。其观点颇有启蒙性，但仍然奠基于传统儒教文化，因其文化主体意识深切而强烈。激进改革派在西欧文明的巨大威力之下，主张完全抛掉传统的儒教文物制度，以接纳西方的新文明。就此而言，稳健改革派亦不同于激进改革派[10]。其立场既类似于中国提出“东道西器”（中体西用）的保守改革论者，但又具有与他们不同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