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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距离将我们与近代哲学拉远，但也正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凭借着这种时间距离，我们却可以更好地与近代哲学对话并对其重新评估。当我们从现代地平线上阅读近代哲学这一本文(Text)发现，近代哲学与由其自身释放出的现当代哲学之间生发出巨大转变。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思潮与当代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伴随这种冲突，在现代哲学中发生了重大变更并由此取得了一定成就。而这种变更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拓宽了视野。因此，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发展中所产生的哲学转型问题，我们应当有一个全面而清醒的认识。否则，我们便有可能仍局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视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实质性的进展视而不见。
一、社会历史的巨变与哲学转型
尽管哲学不能以“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自居，但哲学(尤其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哲学)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化，有着一定的因果关联，或者说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从笛卡尔建立起自我主体的确定性，近代西方哲学登上了“思维的陆地”[1]，到黑格尔将一切的一切都统摄进
他那无所不包的绝对唯心论体系而宣告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其实只是告一段落)。其间，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历经沧海桑田，整个西方社会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大工业取代手工工场，与这些社会历史变化相协和的是：近代哲学经历了由感性哲学、知性哲学向理性哲学的进展；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也经历了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达到绝对唯心论基础上的思辨的对立统一。但是，更大的社会历史的巨变与更深刻的哲学转型却随之而来。
近代哲学是通过黑格尔完成和达到其顶峰的，黑格尔哲学在纯粹逻辑概念基础之上，强调以绝对理性为一切的一切之存在和活动的动能、本质和根据，一切起源于绝对理性又回复于绝对理性，最终建立起以绝对同一性为核心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体系、理性王国。一方面，确立起理性的绝对权威，理性取代上帝而无所不能。然而，在理性王国歌舞升平的背后却隐伏着危机和矛盾。另一方面，当社会历史继续向前迈进，尤其是当西方文明经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时，伦理价值观、宗教信仰、政治文化观念等的巨变，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
术的突飞猛进，所有这些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都向近代哲学发出了挑战。传统理性哲学所做的“理性承诺”，在社会历史的剧烈动荡中被撕成了碎片，传统理性主义更是在各种危机重压下不堪重负而暴露出其固有的虚假、苍白和无力。由近代哲学苦心营造成的理性王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要取得与现行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同步，甚至走在历史的前沿，就必须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禁锢，实现哲学的自我转型。由此，便生发出由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实践哲学的转向，由知识型哲学向实践型哲学的转向，哲学由此走上了由逻辑概念的王国转向人的本真存在和活动，转向事物本身的道路。
现代哲学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首先通过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否定和变更表现出来。自从巴门尼德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此就为后人不断论争而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索，但由于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争论主要局限于意识层面，而导致、形成了西方哲学的知识型特征。因此，论证、阐述思维与存在孰先孰后、有无同一及何同一等等，便构成了西方哲学的重大内容[2]。
黑格尔之后兴起的各种哲学流派，无论是属于人本主义思潮的唯意志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还是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实证主义、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对将哲学的基本问题确定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传统形而上学的做法，都表示了怀疑、批判和否定，进而重新审视了哲学的任务、对象、方法和功能，甚至对哲学自身的性质也加以反省。因不满足于传统形而上学知识型哲学固有的抽象性、思辨性的局限，而转向将哲学更多地与现实具体的人相勾连，而被近代哲学所漠视的人的情感、本能等却得到了应有的合法地位。具体地说，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不是彻底地否定、抛弃这种大而全、空而假的提法，就是在解决思有、心物、灵肉、主客关系时引进了行动、实践等非理性的因素，或者从人的语言、交往活动与世界的关系方面重新把握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再停留于意识哲学的层面，而进入了语言哲学、交往实践之中。由此，开始了由知识型哲学向实践型哲学的转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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