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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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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论丛》上发表了“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的“初论”。写完“上篇” 和“中篇”就意识到所谓“下篇”必须自成一体。这里提供的“下篇”就只好当成一本书的“提纲”来看待了。发展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哲学,这可说是哈耶克后半生著述的重心所在。自罗尔斯《正义论》行世以来,道德哲学的主流渐渐演变为关于“平等”的哲学。这正是哈耶克一直(在70年代初写《法、立法与自由》时就反复表示)担心的事情。在哈耶克(以及个“保守的自由主义”传统)看来,“自由”是价值,“平等”只是从属性的手段,或者在价值体系中“次一级的价值”。我们关心“平等’’问题,仅当我们探讨维护自由的“秩序”时才有意义。但是从发生学(或“逻各斯”,或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眼光看,当我们关心“秩序’中的“自由’’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自由与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哈耶克对待“道德传统”的态度,在布坎南看来是包含了内在矛盾的。在我看来这内在于哈耶克体系的矛盾“不得不”发展出罗尔斯的体系。罗尔斯和哈耶克都声称“承继着康德哲学”。我们知道,康德道德哲学已经包含了这种在“普遍渔场致原则”与“生活世界特殊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哈耶克那一侧,所强调的是创造性的个体对传统道德秩序的“附着性”(conformity)。在罗尔斯那一侧,所强调的则是改造传统秩序以利于个体创造性的开发 陡年以来,我总是试图将这一紧张关系转换成“主体”与“主体间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讨论。这一转换包含着对“知”与“行”之间关系的重视,更确切地说,是对“由知到行”这一道德哲学主流的重视,因此隐涵着对休漠“理性是激情的奴隶”经验论传统的偏离。这样一种偏离不得不借助于欧陆哲学传统对理性的论述。因此就有了所谓“打通”西方两大哲学传统的看法。但是这样的“打通”早就被例如哈贝玛斯实行过了,所以在我关于“均衡”的论述中又难免表现出与哈贝玛斯的“社会交往理论”颇为近似的观点。 —、引言
把“市场”(自利的人们进行交换的场所)与“道德”(“善”,“正义”,“美德”)放在同一个题目之下讨论,会引出两种倾向。其一是强调市场与道德的一致性。其二是强调市场与道德的相反性。在第二种倾向下又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1)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在这一立场看来,市场活动势必瓦解传统价值,并且最终瓦解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德克海姆(E.Durkheim)提出的“现代性”理论包含了这样的论说。(2)道德虚无主义(nihilism)的立场。在这一立场看来,传统价值本身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是必须放弃的。之所以必须放弃传统道德或必须对所有的价值“重新评价”(reevaluationg of all values),是因为“人”不应当成为“道德传统”或者任何“传统价值”的奴隶。正相反,道德或“价值”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帮助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变得日益强大。尼采(F.Niet潞che)的“现代性”理论包含了这样的论说。①
从中国学者对市场与道德问题的论说中可以看到,在上述的第一种倾向内又分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1)以市场行为取代道德行为的立场。在这一立场看来,根本没有必要讨论道德问题和担心社会道德基础的瓦解。因为“市场”(每一个人追求自身福利或“善”的场所)本身已经包含了道德。例如“明智的效用主义’’(intelligent utilit arianism)认为,每一个追求自身福利的个人,如果预见到完全自私的行为不能为自己带来最大福利,就会转而采取尊重他人追求同等福利的权利。这就是所谓“无穷多次博弈的囚犯悖论”中的合作策略。在道德哲学史上,边沁(J.Bentham)和密尔(J.S.Mill)是这一立场的重要代表人物;(2)强调在市场行为与道德行为之间的不可替代性,强调在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tension),并且强调这种紧张关系完全可能将“市场”与“道德”这一对范畴同时毁灭,最终将社会经济发展导入“死胡同”……独裁统治下的经济秩序,或者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混乱;两者都将是“低收入陷阱”。在道德哲学史上,哈耶克(F. Hayek)的“扩展秩序”思想是这一立场的重要表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布坎南(J. Buchanan)在其90年代以来发表的几篇论述中,表现出明显的“哈耶克倾向”……对他自己早期立场的某种背离②。
一旦我们开始讨论市场与道德的关系,我们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围绕“现代性”(modernity)问题展开的一个宽广的论域。事实上,从康德以来的所有重要思想家们的论说,都是在这个论域内进行的③。正是市场力量,从远古开始缓慢地积累到某个引发质变的阶段,把我们的物质生活带进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期望与经验之间的裂口不断地迅速扩张”。i这产生两个方向上的危机。(1)不断扩张的“期望-经验”裂口最终形成了“期望着这种不断扩张”的期望。当扩张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时,危机感便开始发生。我把这叫做“发展的危机”。(2)不断扩张的“期望—经验”裂口迫使人们在变化中,在转瞬即逝的感性现象中,寻找永恒不变的东西。波特莱尔(C .P.Baudelaire)称此为“现代美感”④。当人们终于意识到任何“永恒”都只是幻觉的时候,“上帝死了”,危机感发生了。我把这叫做“超验的危机”(crisis of the transcendence)。在这两种危机中,前一种是普遍的,世俗的,没有经过反思的危机。在中国社会里,所谓“收入增长预期”和“超前消费”就是这类危机的前兆。在西方社会里,由“罗马俱乐部”70年代初的报告引起的关于“零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争论,关于“环境”与“人”的哲学,都属于发展的危机。另一方面,超验的危机与发展的危机相比,是更加特殊的,非世俗的,反思性(reflective)的危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生活世界(1i缸w叨d)进行反思,从而不是所有的人都体验着超验危机。然而正是超验危机的扩展(例如尼采描述的从追求真理而导致彻底的怀疑主义)可能将社会全体成员带进“不合作陷阱”(nonGo咽rat加trap)甚至瓦解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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