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ontology”及其词根“on”的译名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陈康先生就对用汉语“本体论”一词来翻译西方哲学中的专门术语“ontology”是否准确提出过异议。近年来的讨论既是陈康先生所提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延续，又是对它的深化。因为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的研究，学术界在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把握上无疑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说，翻译的准确性问题主要是一个理解的问题，只有在研究达到相当的深度和水平时，这个问题才会以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我们不妨比较一下：陈康先生当初提出这个问题时，在学界并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和广泛的回应，因为当时一般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并没有达到陈康先生的程度和水平；而这一次，问题一经重新提出，很快就在学界得到广泛的回应，而且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中间，还辐射到研究逻辑学、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甚至在研究科学技术哲学和美学的学者中也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认真地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无疑是我们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上真正登堂入室的一个关键，是很有意义的。

我已经在别处对相关讨论作了较为详细的学理分析，并表明了自己所持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此处不拟也不必过多重复。这里准备换一个视角，讨论一下翻译原则的问题。因为从相关讨论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更加基础性的问题，各种不同译名的主张者之间的争论，都潜在地或深层地受制于论者所持的翻译原则。

一　译名讨论的一般情况和主要分歧

至今仍在汉语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本体论”这个术语，不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本来固有的概念，而是从西语“ontology”转译过来的。这一“转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即是说，它是根据人们对西方思想的理解，结合汉语的相关文化背景，运用汉语的构词法而“新造”出来的一个术语。这个术语到底好不好？能否反映出西方思想的本义？是否便于在汉语中表达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是一个早就存在争议的问题。要辨明讨论中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有必要从“ontology”的词源说起。

英文的ontology ，以及德文的Ontologie，法文的Ontologie，最早均来自拉丁文Ontologia，而拉丁文又源自希腊文。就希腊文的字面意思说，它是指关于on的logos。既然从词源来说，ontology是指关于“on”的“logos”，那么，对这个词的词根“on”的理解是否准确，对于ontology的翻译来说，就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从中国学术界的情况看，过去的译法大致有以下五种：a）译为“有”或“万有”，如杨一之先生译黑格尔《逻辑学》；b）译为“在”或“存在”，如熊伟先生译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陈嘉映先生译《存在与时间》）；c）译为“实体”或“本体”（一般哲学史教材的处理）；d）译为“本质”（一般哲学史教材的特殊处理）；e）译为“是”或“是者”，如陈康先生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近年来，经过辨析和讨论，这些译法已经简化了许多。根据有的学者的归纳和概括[1]，人们现在对词根“on”的理解和翻译大体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1）讨论相关问题，并且意识到“on”的多义性，但主张使用“存在”一词来翻译。例如，在汪子嵩先生等著的《希腊哲学史》这部多卷本断代哲学史巨著已经出版的两卷中，就是这样处理的（当然，他们的观点后来有变化）。书中说：“这个‘存在’（estin）是动词eimi（相当于英文be）的现在陈述式第三人称单数（相当于英文is），可以译为‘是’、‘有’和‘存在’，我们为了读者容易理解都译为‘存在’”。[2]

（2）主张区别对待，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名。例如，赵敦华先生在《“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辨》一文中提出：“‘有’、‘在’、‘是’三种译法各有合理性，这不意味着翻译可以各行其是；相反，这向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该根据对不同形而上学理论的理解，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法。译法的合理性取决于理解的正确性，不能照搬词汇的字典意义，being的译法尤其如此。”[3] 他以形而上学史为根据，说明“有”、“在”、“是”各在哪些理论或场合有着自己的适用范围，认为中译概念“是”（或“是者”）、“在”（或“存在”）、“有”（或“存有”）各有依据，不能强求一律；但需要结合具体的哲学理论，确定三者之中何者最接近原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