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以《论语》为文本

摘  要：今天看来，孔子是谁似乎已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而本文通过对一部《论语》的细读、详解、体认和感悟却认为，其实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时至今日，依然是很成问题的。而且在本文看来，《论语》中所见到的“孔子”，无疑乃是历史上真实的孔子，是绝无仅有或惟一的孔子，也是与今天的我们并无太多不同的有血有肉、曾经年轻终而至于“道成肉身”的本己或属人的孔子。他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哲人，这一点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同时更重要的却是，其实他更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哲人。

关键词：述而不作  为人子者  为人臣者  毋以有己  大戒 

孔子是谁？谁不知道孔子？他不就是那个满嘴的“仁义道德”、主张“仁者爱人”、提出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圣人”、“至圣先师”——或者更标准地说，不就是那个什么“大成至圣文宣王”？不就是那个其学说被二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统治者们”如获至宝、奉为圭臬，甚至被他们以“罢黜百家”之名、行“霸王道杂之”及“阳儒阴法”之实，玩于股掌之间的中国诗人哲学家？既如此，则“孔子是谁”这个问题，不是问得很傻么？难道真的不知道或可以不知道孔子是谁？这好像不行。历史上的孔子就一个，怎么可以不知？

一、谁在说

孔子当真是如此的“孔子”？古往今来，无数位研读过孔子的后人无不把《论语》视作其最要紧也最本真的文章。但问题却是，在是书之中，孔子是自己在说话吗？不，是“子曰”/“孔子曰”；而且孔子一定就是其中所谓“子曰”/“孔子曰”中的“子”/“孔子”？很难讲。尼采可以说书中的话都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非其本人——他本人则不过只是一位记录者，就像柏拉图写的对话，其实也并不是柏拉图本人在说，而是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及其学生一类的“角色们”在说一样。因此其中的问题，看来却依然是，《论语》中之所谓“子曰”/“孔子曰”的“子”/“孔子”，难道不会是一个“角色”？若如此，那么他到底要算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按照《汉书》作者班固的意见，“《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1]——由此看来，所谓“《论语》者”，不过乃是一部对话集或问答录罢了；而且其中以“子曰”/“孔子曰”这种形式留存下来的孔子的话，亦不过是出自仲尼弟子们的追忆与追记——是他们“接闻”或转述（report）“夫子之语也”；很显然，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对我们说；或者可以更干脆地说，在那里，其实他什么都没有说，而只是“述”而非“作”而已。而且即使他本人，对此亦曾如此明确而公开表示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2]；同时，就连《中庸》对此亦尝作如是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3]。也就是说，终其一生，孔子似乎什么都没有“作”，只是有所“述”——而其所“述”，则又以“尧舜”为本并以“文武”为其基本边界。此外，甚至孔子还说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4]——反复强调着自己的确什么也没有“作”而只是“多闻”、“多见”或者说“述”。按照《说文》中的解释，“述，循也；作，起也”；换句话说，“述”就是循旧，而“作”就是创始。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前者盖即所谓“发现”，而后者似为所谓“发明”。而为孔子本人所反复强调着的亦不过在于：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创始/发明”（invent），而有的只是一些个“循旧/发现”（discover）罢了。

《论语集注》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句下明确注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并且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5]。同时，在朱熹看来，孔子的这句话，亦不过是其从《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等古已有之的中国历史典籍中钩沉、爬梳、恢复、发现和传承先王之所谓“旧法”罢了、“传旧而已”，实际上未尝有什么自己的发明和创作——只是在具体“述”或者说“传旧”的过程中，针对《诗》、《书》、《礼》、《乐》、《周易》、《春秋》等等不同的“述”的对象，在其具体的态度和做法上，有所谓的“删”、“定”、“赞”、“修”之不同而已；或者更干脆地说，其所谓“述”，就在于恢复。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恢复就意味着发现”[6]；而发现也就意味着恢复。而且在英语中，“invent”（发明）一词，同时还兼有虚构、捏造（fabricate）之意；而“discover”（发现），则却意味着看见（see）或显露（appear）——为主体主动看见，或因客体自然显露/流露而为主体所被动看见。总之，在被主体最终看见之前，它作为一种客体，已然存在着，就像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大陆。即使这块大陆那时候并没有为他所发现，亦早已经在那里安然地存在着了。但即便如此，这种发现的价值和意义，同样是重大而紧要的，总是那么的令人振奋，那么的激动人心，不容抹杀。

既如此，既然《论语》中是“子曰”/“孔子曰”，既然“子曰”/“孔子曰”本是孔门弟子对乃师说过的话的追忆与追记，既然其中的“夫子之语也”是他们“接闻”或转述于孔子的，那么现代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者，自然要问难质疑：那些话是真的么？如果说是，那么那些话是孔子的“实话实说”还是“假话真说”？会不会是孔子及其弟子们联合起来共同骗人呢？而《论语》则不过只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中国历史典籍中的一个“文本”（text）罢了。所谓“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7]，亦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那些话，说到底，除了侧身于文本之中外，还有其他别的什么意义与价值么？尽管孔子一再表白说自己“述而不作”，但在这种“述”中已然包含了“作”的成份——“述”字当头，“作”在其中。既如此，谁能保证这种“述”就一定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且谁又能保证到头来它就一定不会走样？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孔子是谁？或者《论语》中，到底又谁在说？既如此，难道不可以知道孔子是谁、不应当去重读《论语》以及对孔子到底会不会在那里欺骗，作出一种进一步或退一步的辩护和审理？否则，难道说不会因此而感到难以释怀么？

二、对谁说

《论语》中之所谓“子曰”/“孔子曰”，到底是谁在说？难道《论语》中的孔子真的是“假话真说”而不是“实话实说”？真的是他在欺骗、在骗人？而且难道这是“诗人/哲人”的孔子的狡猾，或者说是“政治哲人”的孔子的狡计？话不能这么说。

众所周知，孔子首先乃是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而且谁都知道，其教育思想的最大特点是所谓“因材施教”、“诲人不倦”[8]。正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9]。而所谓“教育”，按照柏拉图的意见，“就其最高的意义而言，乃是哲学”（education in the highest sense is philosophy）[10]；若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它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而且又是：“性自命出，命由天降；道始于性，情生于性”[12]——其意思是说，所谓“天命”，就是“性”或者“性情”，而且这种“性”或者“性情”，又是人与生俱来、自然而然、自己如尔、不可移易的天性或禀性（nature）。正所谓“山河易改，禀性难移”，并且这也正是“天道”或者“道”——而“天道”或者“道”，则是不可改变的。正有如董仲舒之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3]于是乎，孔子才要将“畏天命”作为其所谓“君子有三畏”的第一“畏”[14]，并且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5]究其实，就是要人从根本上尊重自己的禀性、葆有自己的禀性以及敬畏自己的禀性——因为它本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而且也是不可移易、不可改变的“道”或者“天道”——本文并无意宣传什么宿命论思想。阶级是可以被消灭的、国家也是可以消亡的，但等级——自然的等级，毋庸讳言，必将永远存在下去。正如孟子之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16]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煌煌宇宙间的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之间其所以会有所不同，那是因为“物之情也”，是因为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一切、万事万物其本身所固有的“情”所导致的——“情”为何物？所谓“情”就是“道”、就是“性”，就是人的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天命”、“天性”或者“禀性”（nature）。不是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么？而这个东西却是不可移易、不可改变的。孟子说，这个包括人在内的“物之情也”、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情的差距，或者相差数倍（倍蓰），或者相差十几倍、上百倍，或者相差成千上万倍。如果您欲想把这偌大的差距整齐划一、等同起来的话，那么整个人间的秩序就要乱套了，整个天下就要大乱了。如果不管大鞋还是小鞋一起都被拿出来卖，而且都被卖上一个价钱的话，那么买者们会如何判释？花上同样的钱，他们是买那双大的还是去买那双小的呢？依本文之见，其实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适合你；也就是说，适合你穿的鞋，就是好鞋，你就应该掏腰包去买。有人说，结婚就像穿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这句话是对的。至于那个“郑人买履”的故事，故事中的那个“宁信度，无自信也”的郑人之所以可笑就在于，他竟对长在自己身上的一双脚并不自信，而只是相信那个“吾忘持度”的“度”，这自然是十分可笑的了。由此看来，孟子的一番话是颇有道理的，他的比喻也是十分形象、逼真的。而“亚里士多德除了在自然财富和习俗性的财富之间进行区分外，就无法解释清楚钱是什么。他除了在自然的奴隶制和法律上的奴隶制之间进行区分外，就无法解释清楚什么是奴隶制”[17]。由此亦可见，所谓“天命”，对人而言，乃是其头等重要的大事，它关乎于每个人“成为你自己”、成为你所是，亦关乎于其是其所当是、为其所当为（而不是为其所欲为），固守其本位，不失其本心。颜渊有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18]——不错的。舜是谁呀，而我又是谁呀，怎么可以以舜来自比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开什么玩笑！于是乎孔子的大弟子颜渊在这里才接着说“有为者亦若是”，意思是说，一个人、一个要想真的有所作为的人，一定要首先摆正自己的位置，一个人没事儿的时候多想一想，自己到底是谁？古希腊特尔斐神庙前立着一个牌子，而牌子的上面却仅仅刻着这样五个大字：“认识你自己”。这句话虽然简短而朴实，却同样反映着古典哲人对后人乃至于我们今人的良言忠告：认识你自己，成为你所是的那个人，扬长避短、避虚就实，该吃哪碗饭就去吃哪碗饭，适合做什么就努力去什么，千万可别跟在别人的后面随帮唱影、随波逐流，瞎起哄；否则，最终将迷失掉的，只有你自己。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叫做“普洛克路斯忒斯”（Prokroustes）或者叫做“达玛斯蒂斯”（Damastes）的角色，是一个贼、一个强盗。他开设了一家专门拦劫过往行人的黑店。店内设置了一张床（也被称作“普洛克路斯忒斯床”），当旅客前来投宿时，他就按照那张床的标准和尺度，将身高者的两腿截短，并将个矮者的身体强行拉长，以使大家与那张床的长短相等。结果怎么样，绝大多数的造访者都被他如此这般地折磨致死了——当然后来他也被一个叫做忒修斯的角色给杀死了。但这个神话故事却告诉我们，人为地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式的教育，对人尤其是对广大受教育者而言，绝对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而且到头来，很可能是将他们置于死地。别的不说，为这千篇一律的教育所造就出来的千人一面，对这个世界来说，到底会有什么好处呢？一句话，只能是死路一条。大家都一样，都是按照一个既定的规则和标准造就出来的而且也都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标准和尺度来衡量的，那么一个人便不再成其为人而是异化成了一个物品；这种物品若走向社会、拿到市场上去的话，就会摇身一变成了商品。但这种商品，已不再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那个“商品”，已不再具有“价值”而只具有“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其实这样的商品已不再是什么商品了；至少是不会卖上什么好价钱的——因为你只具有使用价值，而你的价值，已因此而不复存在。尽管孟子尝有言曰“人皆可以为尧舜”[19]，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可以”却并不完全就等同于“一定”，而它本身则只不过具有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可能性。此外，《性自命出》篇亦云：“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如此看来，所谓“教”，又不仅仅只是一个“道”，而且还是“德”（得）[20]；或者说，它既是“道”又是“德”，合而言之，即为“道德”[21]。也就是说，所谓“教”或者“教育”，在孔子、孟子、董仲舒、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外最伟大的古典政治哲人那里，其原初意义，乃是所谓“道德”教育或者说“哲学”教育；若用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人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话说，它是所谓“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而且“作为对完美的高贵气质和对人的优异的培育，自由教育在于唤醒一个人自身的优异和卓越”[22]并使他们去做他们自己所是的那个人——同时，这一点，施特劳斯的弟子阿兰•布鲁姆（Allen Bloom），则又将其称之为“人的尊严”；而且，在他看来，“人的尊严就在于去做自己所是的那个人。”[23]——这句话说得一点儿没错。

然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24]；“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须知“稀罕的声音只能稀罕的耳朵才能分辨，稀罕的思想只有稀罕的思想才能解释”，“如果劳动阶级有一天发现，他们现在可以凭教育和品德轻而易举超过我们，那么我们就完了；但如果这没有发生，那么我们就更完了”。据此以观，作为哲人、政治哲人的孔子，不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否则，他就不会说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5]了。“哲学问题首先不在于沉思什么、用何种‘哲学方法’想问题，而是如何处置哲人或哲学与人民的关系。哲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第一性的，先于哲学之所思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说，哲学首先而且本质上是政治的。‘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可谓是对哲学最本质的精辟说明：哲人沉思什么，并不头等重要而是知道对谁说、如何说，但今人却倒过来问：谁在说”。因此作为哲人、政治哲人的孔子，在《论语》之中，才总是十分有意地将自己与民众（the mass）严格区分开来；而且，即使作为教育家、自由教育家的他，面对自己的众多弟子，也总是要十分审慎地处理“对谁说”、“说什么”以及“怎么说”等一系列十分棘手的问题——即使当他们纷纷向自己问起过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亦概莫能外。当然，这一点亦完全可以具体归结为其所谓的“因材施教”思想；但其中的问题却是，这是否已深入到这一问题的内部并触及了其内在的症结，是否已搔到了个中的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