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哲学之新路 

自先秦以来，中国哲学有一个延续不绝的唯物主义传统，气论（又称唯气论、气本论、气一元论或气学）是这一传统的主要理论形态。 在宋明道学中，以前著述一般只讲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张岱年先生在30年代著《中国哲学大纲》，始讲明宋明道学中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从张载到王夫之的气论学派。张先生说： 

在中国哲学中，注重物质，以物的范畴解说一切之本根论，乃是气论。中国哲学中所谓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说宇宙，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西洋哲学中之原子论，谓一切气皆由微小固体而成；中国哲学中之气论，则谓一切固体皆是气之凝结。亦可谓适成一种对照。（《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时隔六十余年，这段话至今仍是对中国气论哲学的性质和特点所作的最基本、最具有比较性的表述。在《中国哲学大纲》所述“本根论”的内容中，“道论”、“理气论”、“唯心论”等各占一章，气论则以“气论一”和“气论二”两章出之，较详细地叙述了自先秦至清代的气论思想源流，由此亦可见张先生对气论的重视。

在30年代，张先生的主要职志是从事哲学理论的研究。在写成《中国哲学大纲》之前，他已有《论外界的实在》、《谭“理”》、《关于新唯物论》、《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等重要论文在报刊上发表。大约在写成《中国哲学大纲》的同时（1936年），他又发表了提出“一个新哲学之纲领”的重要论文，即《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在这篇文章中，他较详细地论证了： 

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凡综合皆有所倚重……今此所说之综合，则当倚重于唯物，而是一种唯物的综合。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10页） 

可以说，张先生哲学思想之形成体系是与《中国哲学大纲》的完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哲学与哲学史，在这里有着一种有机的融合。

张先生所说的“唯物”，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或辩证的唯物论”。在1933年发表的《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他已肯定“新唯物论之为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190页）。他又多次强调，今日中国的新哲学，“必与过去中国哲学有相当的继承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19、191页），因而他所说的“唯物”又是指继承中国固有的唯物论传统，特别是宋以后哲学中张载、王夫之一系的气论或唯气论（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张先生说：“唯气论其实即是唯物论”）。张先生要建立一个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唯物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气论，二者在张先生的思想中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这个综合的哲学，对于西洋方面说，可以说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对于中国方面说，可以说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哲学之再度的发展，在性质上则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25页）。

在《关于新唯物论》等论文发表后，孙道升著有《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其中称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意为“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而“新唯物论亦称辩证唯物论”（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局1936年版，第402、403页）。苏渊雷在1936年秋写给张先生的信中称：“尊论谓以新唯物论为本，先求唯物与理想二义之综合，而兼综解析法，以此求一真的可信的有力的哲学，能作生活之指导的哲学……切问近思，真探本抉微之谈也”（见苏渊雷《中国思想文化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无论从张先生的思想实际而言，还是从当时哲学界的评论来说，张先生的哲学思想属于“新唯物论”，或者说是新唯物论中之“一派”（孙道升文在对“新唯物论”的分析中指出：“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去的，另一派是沿袭俄国日本讲马克思学说的态度的。前者可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见郭湛波编《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403页）。然而，近年有人仿效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新理学”和“新心学”的称谓，将张先生的哲学思想称为“新气学”。如果“新气学”只是表示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与张载、王夫之一系的气论或气学有着一种继承的关系，那么似乎是可以的。但论者将新理学、新心学和新气学并称为“新三学”，又将“新三学”统看作是“现代新儒学”，认为现代新儒学不过是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现在”，其思维模式“都还属于道德形上学本体论的传统……‘新三学’并没有超越宋明新儒学的‘旧三学’”。这种评价不但贬低了新理学、新心学的意义，而且对于张先生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一种主观随意的曲解。

我认为，严格地说，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不能称为“新气学”，而应称作“新唯物论”。这首先是指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为基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称自己的哲学思想为“新唯物主义”，而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并且与中国传统的气论有着不仅是继承而且是发展和创新的关系；其次是指它综合了理想与解析，“是唯物论之新的扩大”。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张先生强调了新唯物论与旧唯物论的区别，创造性地诠释了新唯物论在宇宙论、知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精旨之所在，同时亦指出： 

现在形式之新唯物论，实只雏形，完成实待于将来。新唯物论欲求完成，则又必更有取于现代各派哲学，而最应取者则为罗素一派之科学的哲学。（《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190页）

要之，新唯物论如欲进展，必经一番正名析词之工作。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必结为一，方能两益。（《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193页） 

在同文中，张先生还指出了“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已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据此可以说，张先生关于“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思想，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就已初步形成了。他之所以提出哲学上这一可能的综合，是欲求新唯物论之进展、完成，亦如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所说：“在今日，我们实应顺着新唯物论的创造者们之趋向，而更有所扩充”（《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22页）。因此，“新唯物论”一方面指当时形式尚未免粗疏的新唯物论之既有形态，另一方面又是指“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唯物论之新的扩大”。这种引申、扩大的新唯物论，当然仍可称作“新唯物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形态，是张先生所说“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是中国的现代唯物论，即中国的新唯物论。

可作为比较的是，冯友兰先生在30年代上半叶陆续完成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随后便着手创建其哲学体系“新理学”。他在《新理学》一书的“绪论”中说： 

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系统为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接着”讲不同于“照着”讲，冯先生是将西方的新实在论与程朱理学相结合，而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形态，即“新理学”。

从一定意义上说，张先生的哲学思想是“接着”中国传统的气论讲。它“与过去中国哲学有相当的继承关系”，是气论的“再度的发展”，但它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为基础，是新唯物论与气论的结合；它要创建中国的现代唯物论，而与中国古代的气论有许多“大不相同之处”，且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

张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三百年来“最伟大卓越的思想家，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我们可以说，这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实以唯物为主潮”，“我觉得，现代中国治哲学者，应继续王、颜、戴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新的中国哲学，应顺着这三百年来的趋向而前进”（《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21页）。这里所说的“继续……而更加扩展”，“顺着……趋向而前进”，也就是“接着”讲的意思。怎样“接着”讲？即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为基础，综合理想与解析，而“接着”气论讲。

张先生在40年代所作《事理论》的“自序”中说： 

民初以来，时贤论学，于绍述西哲之余亦兼明中国往旨，于程朱、陆王、习斋、东原之学时有阐发。学人之中，述颜戴之指者，宗陆王之说者，绍程朱之统者，皆已有人。而此篇所谈，则与横渠、船山之旨为最近，于西方则兼取唯物论与解析哲学之说，非敢立异于时贤，不欲自违其所信耳。（《张岱年文集》第三卷第111页） 

这段话更有“接着”讲的意思，这种“接着”讲即是“于绍述西哲之余亦兼明中国往旨”；就张先生的哲学思想具体地说，即是一方面绍述西哲中的新唯物论与解析哲学之说，另一方面阐明中国以往的气论之旨，由此而得一“创造的综合”。

在张先生于30年代创建其哲学体系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机四伏、生死存亡之机。1933年，张先生发表《论外界的实在》，此时日寇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故此文的编者写下了“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云云。当时在思想文化界，马克思主义正广泛传播，其他西方思想也大量引进，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的讨论也日趋热烈。张先生在30年代著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西化与创造》等文，参加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提出“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力主对中西文化之精华进行“创造的综合”，指出“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57、262页）。与此相应，张先生认为“文化之重建，须先有思想之独立，而如欲思想独立必须有哲学之创造”，“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209、161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他提出了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真的哲学，可信的哲学，有力的哲学，能作生活之指导的哲学”，它必须具有唯物的、理想的、对理（辩证）的、批评（解析）的等性质。他说： 

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张岱年文集》第一卷第161页） 

之所以必是一种“新的创造”，张先生认为，“中国的宏毅刚健的精神”必藉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其他进步思想的输入而“恢复起来”。这种“恢复”是一种“新的创造”，它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亦不是“新孔学或新墨学”，而是中国的适应新时代之需要、担负着民族复兴和文化重建之使命的一种新哲学，即中国的新唯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