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仁学的“一以贯之”的践行之道即是“忠恕”。“忠”与“恕”实只一道,即二者有着相互补充、相互规定、相互包含的意思,而“恕”更为基本。循此“一以贯之”之道,不仅可以处理好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可从中引申出来。西方传教士曾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误解为次于“爱人如己”的“银律”,而实际上它是不折不扣的“金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忠恕”的精神,若要走向世界和平,就须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实行忠恕之道。若要真正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也须实行忠恕之道。
[关键词] 忠恕 金律 世界和平 环境保护
《论语·里仁》篇载,孔子对曾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应答:“唯。”孔子出。门人问曾子:“何谓也?”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段孔门师徒的问答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归纳为“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其意义深长,不仅指明了人类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道德准则,而且对于促进当今世界的和平乃至保护人类的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释“忠恕”
关于“忠恕”之道的意涵,《论语·卫灵公》篇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观此可知,“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篇又有:“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更为子贡说仁者之行。方,道也。”然则仁之“方”也就是践行仁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推己及人,亦即“推其(己)所欲以及于人”(朱熹《论语集注》),自己欲有所成立、发达,亦使别人有所成立、发达。《论语·学而》篇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此句中的“为人谋而不忠乎”,即是反省自己为别人打算是否做到了推己及人。然则“忠”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朱熹《论语集注》释“忠恕”云:“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其引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其实,“尽己”与“推己”并无实质的差别。“尽己之谓忠”,而“忠”实亦是“推其(己)所欲以及于人”;“推己之谓恕”,而“恕”之“推己”实亦是“尽己”之意。
“忠”与“恕”实只“一”道,故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若把“忠”与“恕”割裂开来,则“吾道”成为两道矣。在孔子的“一”道中,包含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统一而深刻的意涵。因此,“忠”与“恕”有着相互补充、相互规定、相互包含的意思。只有把“忠”与“恕”统一起来,既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是孔子的“一以贯之”的仁道。
朱熹说:“推己之谓恕”。其实,“推己”并没有把“恕”的意涵完全表达出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着如何“推己”的重要思想。也就是说,“恕”之推己及人,强调的是不要强加于人。《论语·公冶长》篇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这里的“加”即是侵加、强加之意。这段记载与《卫灵公》篇所记“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有直接的联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初始的意思当就是:我不欲别人强加于我,我也不要强加于别人。
孔子认为,“恕”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一言可以终身行之。又说:“赐也,非尔所及也。”这是说,若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容易。因此,孔子与子贡的两段对话都说明了“恕”之重要。在孔子的“忠恕”之道中,“恕”更为基本。有了“恕”,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才是真正的“忠”。若无“恕”,将己之所欲或不欲强加于人,则其“立人”“达人”就不是真正的使人有所“立”“达”,即已不是“忠”了。
《中庸》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可见,“忠恕”本是统一的,而“恕”亦可包含“忠”。也就是说,若真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不仅可以谓之“恕”,而且亦可谓之“忠恕”。刘宝楠《论语正义》解释《颜渊》篇仲弓问仁、孔子回答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所欲,必有当施于人。”
曾子每日反省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孔门所谓“忠”实也包含“恕”的意思,因为在儒家的“推其所欲以及于人”的思想中内在地包含着“推其所不欲而勿施于人”的思想。《论语·子路》篇载樊迟问仁,孔子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此处的“与人忠”亦可理解为“与人忠恕”。也就是说,真正的“忠”是包含着“恕”,或是以“恕”为基础的。
孔子的仁学思想最基本、最核心的宗旨就是“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中庸》:“仁者,人也。”《孟子·离娄下》:“仁者爱人”)。此所谓“爱人”亦可谓之“爱类”,即爱全人类所有的人。《吕氏春秋》有《爱类》篇云:“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这符合孔子本人的思想,我们从孔子所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以及“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就可看到这一点。孔门弟子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此即儒家的“人类一家”思想(在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均有“人类一家”的表述)。在儒家的普遍人类之爱中,最基本的就是处理好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而“忠恕”之道就是处理好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此所以“忠恕”为孔子思想的“一以贯之”之道。循此“一以贯之”之道,不仅可以处理好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可从中引申出来。
《中庸》在“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之后,有云“君子之道四”,即:“所求乎子,以事父”(吾欲子之孝我,吾亦以孝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这里包含了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之间的关系,此“君子之道四”都是从“忠恕”引申而来。
《大学》讲“君子有絜矩之道”,即:“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显然,“絜矩之道”也就是“忠恕”之道。其所谓“所恶于”上、下、前、后等等,就是“己所不欲”;所谓“毋以使下”等等,就是“勿施于人”。
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这里的“所欲”,不仅是民之所欲,而且是君与民之共欲,如“人情莫不欲寿”、“莫不欲富”、“莫不欲安”、“莫不欲逸”(朱熹《孟子集注》引晁错语)等等。因此,“所欲,与之聚之”,即是“推其所欲以及于人”,乃“忠”也;“所恶,勿施尔也”,即是“推其所不欲而勿施于人”,乃“恕”也。也就是说,君主对民如能实行“忠恕”之道,则能得民心;得民心,斯得民而得天下矣。职此之故,孟子又说:“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韩诗外传》卷三云:“昔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非目能视乎千里之前,非耳能闻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逸也;己恶衰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圣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这里,“忠恕”之道也就是圣王治天下之道。所谓“以己之情量之也”,即是圣王以己之所欲与不欲来体谅下民:己所不欲饥寒、劳苦、衰乏,则知天下人民欲衣食、安逸、富足。由此,己所不欲,勿施于民(同时,推己所欲以及于民),使人民都能得到衣食、安逸、富足,于是圣王可以“不降席而匡天下”。这也就是孟子所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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