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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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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在印度文化思潮中的地位
印度自古是一个宗教的、哲学的、诗意的国家。因而，在印度发轫、成长的文化思潮，是极为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为彻底、最为圆满而又能代表究竟觉悟之道的，当非佛法莫属。然而，佛法在印度思想史上，是属于所谓的第四期思潮的产物，是印度恒河文明较晚期的产物。
第一期是梨俱吠陀时代(前1500--1000年)。这一时代，一方面表现为以自然现象作为诸神崇拜的对象；一方面张扬了雅利安民族在印度渗透拓展的能量。雅利安民族拓阔生存空间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在思想上，这一时代，以笔者之陋见，可以称之为神话宇宙观时代。因为，印度民间流传的如万花筒般的神话，是这一时代人们丰富思想和旺盛创作欲得以淋漓尽致发挥的体现。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于神话的深信不疑，现实与神话之间的界限之模糊不清，已成为一种传统，绵延至今，从而折射出印度文明富于想象、充满诗情画意、浪漫天真的特色。第二期是夜柔吠陀——梵书时代(前1000-800年)。雅利安民族从五河地域迁至恒河上游流域，渐渐进入定居生活，是社会制度(四种姓的区别)及其宗教礼仪锐意确立的时代。婆罗门教就是在这个时代确立的。该教在其思想体系及具体教化表现形式上，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即是以“天启”之吠陀为理论恃恄，将四种姓制度与祭祀礼仪作为宇宙论的社会基础和风俗基础。就此而言，这一时代属于祭祀宇宙观时代。在此时代，影响印度社会文化及全民族风俗至今的四种姓(catur-varnya)制度已告成立。所谓四种姓，即为：a、婆罗门 (brahmana)，指祭司僧侣阶级。这是一个在印度为他人执行祭仪、教授《吠陀》圣典、接受布施的特权阶层，是印度社会中的精神贵族；b、刹帝利(ksatriya)，指王族及其武士阶级。其职责在于保护人民。这是一个在印度执政的阶层。释迦牟尼佛就出生于这个阶层；c、吠舍(vaisya，又作毗舍)，指从事农业、畜牧、商业的庶民阶级；d、首陀罗(sudra，又作首陀)，指奴隶阶级。即被前三阶级所征服的原住民，以服务前三种姓为义务。此四种姓之中，婆罗门之地位最为尊贵，首陀罗则是最下等的阶级。《梨俱吠陀·原人赞歌》即以为：婆罗门系从创造者大梵之口所生，刹帝利由其两腕出生，吠舍由其两眼出生，首陀罗则从其两足出生。在四种姓之中，前三种姓被称为再生族（dvija），属于此族之男子于十岁前后行入门式，具有作为雅利安社会之一员而参加吠陀祭仪的资格。相对的，首陀罗不能行入门式，因此被称为一生族(ekaja)，在宗教及社会地位、经济基础等方面，较诸再生族有着巨大的差别，其人格上是极不平等的。此外，另有一种“不可触贱民”，为四种姓之外的混杂种姓，被视为野蛮人而倍受歧视。3、第三期是邬波尼沙昙时代(前800--600年)，在形式上虽然继承前期思想，但是确实已经渐次转换，终于开创了以自我为中心而欲解决一切的时代。所谓的自我哲学，即在此时确立。因此可见到印度文化思潮的一大转变。
以上的思想潮流，虽然说是经过三期而逐步展开。但从广义而说，仍不出吠陀思想之流。而第四期思潮，其旨趣迥异于前三期。如从区域而言，前三期主要是以印度河流域到恒河上游为中心。而第四期，却以其下游流域作为活跃的思想中心。如从阶级讲：前期专由僧族的婆罗门种人表现其思想的开拓，而到第四期，不仅可以见到婆罗门的思想，作为武士族的刹帝利种姓，也在印度文化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4、第四期文化思潮。从思想方面说：此期虽然仍然表现为以前三期为背景的传统婆罗门思想的开展与拓宽。但是，最具活力的却是非婆罗门色彩浓厚的自由思想。表现不同、信仰迥异的各种教派在第四期时代可谓是相继辈出。因此第四期可以名为诸法竟起时代(前600--300年)。佛教就是乘这趋势在这时期崛起的。如果要给第四期的印度文化思潮勾画一个大概的线条的话，大致上可分为婆罗门教系与非婆罗门教系。所谓婆罗门教系，是指以某种形式承认吠陀圣典的权威与婆罗门族的神圣；而后者完全是想用自由的立场，对一切予以批判性的解释，此中带有极大的新义，这些教派代表了第四期的特色。佛教在当时的文化思潮中，属于非婆罗门教系。当时颇有影响的有些教派，不仅在佛陀的时代是名闻遐迩的，而且在以后的时代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如六师外道等。
六师外道是指佛陀时代印度佛教以外之其它学派的六位代表人物。西元前600年左右，以恒河流域为中心的大都市憍萨罗、摩揭陀、阿槃提的市民，由于工商业发达而享受富裕的生活，加上有思想上的自由，因此自由思想家辈出，竞发议论，提倡否定吠陀权威的新兴宗教。原始佛教圣典将这些学说整理归纳为六十二见，并更进一步将其中最有力的学派代表人物统称为六师外道。所谓外道(tirthika或tirthaka)，原是指印度佛教以外其它学派的教说。到后世，佛教徒也将这个词语当作贬称，意指邪说与异端。所谓六师，根据吕秋逸先生的研究，即为：第一，具有唯物思想的代表者阿耆多 (Ajita Kesa Kambala)，即后来顺世派的先驱。他们认为，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是独立常存的，人和世界都由四大合成；否认灵魂，人死复归四大。人生的目的，即以求得快乐为满足。其学说，是对专司祭祀的婆罗门教的反抗，代表第四等级的利益。第二，散惹夷(Sanjaya Velatthiputta)，为一种直观主义学派，对一切问题都不作决定说。如对有无来世、有无果报等等，他们认为说有即有，说无即无。所以人们将此派比之为难以捉摸的泥鳅。这派人主张踏实的修定，以求得真正的智慧。佛弟子中目犍连、舍利弗都曾跟随此派学者学习过一个阶段。这派学说也含有反对婆罗门的世界由梵我转化而来的主张。《奥义书》时代，婆罗门还承认业报、轮回之说，散惹夷对之采取即不肯定也不否定的不信任态度。第三，末伽梨(Makkhali-Gosala)，为定命论者。主张没有业报，没有父母生身。一切修行都是空的，无用的。只要经过八百四十万大劫，到时不管智愚，都得解脱。这如抛丝球一样，缕尽丝完才不滚了。此派认为人身是各种原素构成的，也含有某种程度的唯物思想。自称其说为“正命”(生活)，其他教派，如佛教则诋之为“邪命外道”。第四，不兰迦叶(Purana-Kassapa)，学说与末伽梨相似，也否认善恶业报和婆罗门教。主张纵欲，是伦理的怀疑论者。此派人士的出身大多为奴隶。第五，波浮陀(Pakudha-Kaccayana)，也否认人的行为能发生什么影响。说人身是七种原素构成，七种原素一离开，就是死亡。原素是永久存在的，也有唯物思想。以上三家，由于学说相似，所以在若干资料中往往被弄错，都被列入“正命派”(自称)或“邪命外道”(佛教所称)之中。他们的出身是奴隶，其学说代表了第四等级的利益。第六，尼干子(Nigantha Nataputta)，后来发展成耆那教。其前则有胁主，主张七句义：一开始，分世界为有生命和无生命两类；生命不得解脱则是由于业、漏、缚；因此，就须遮、灭、解脱，以消灭业。他们认为业报太重，要让业报加快结束，就须苦行，故主张苦行。这种思想，实际上是支持了婆罗门的业报说。尼干子出身刹帝利，母亲是国王的女儿，表妹是王妃，学说也就代表了统治者的利益。
嗣后，佛教将此六师的各十五名弟子，加上六师，总称九十六种外道。因六师又各分韦陀、一切智、神通三种。因此总称十八师外道。但是，这些教派对当时的人心以及感化的影响又是如何的呢？因为传统的关系与历史的原因，在社会各个方面，虽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却对新时代已有所不适应。新的自由思想的派系，在其人心的觉醒上，虽然是有用的，但是因为太走极端，缺乏健全性，以至于危及世道人心。我们从佛教典籍中所遗留下来的有关六师等外道的资料来看，这是不可怀疑的事实。一言以蔽之，当时的思想界，旧的东西已经渐渐衰颓，而新的东西还没有确立。从一方面看，虽然是似乎极为活泼的；而从另一方面看，又是极为混沌的。所以不免使人转入不安的状态。这就是佛陀出世时印度思想界的现状。而此时所崛起的诸派中，一方面驱除世相的不安，而一方面终于到达独立大自在、大自觉的境界，进而欲将此觉悟之法传于众生，并在世间天下传播开演此所觉悟之法的，并在以后两千余年的历史中，对人类社会的进程发生巨大影响力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创立的佛教。佛陀所处之时，依考证，约在前560至480年。
佛教就其思想系统而言，虽然无疑是属于非婆罗门教系，但是也采用婆罗门教之所长，一切统一融合于伟大的人格之中。从中道的立场出发，避免极端， 依其健全的道法，引导世间，实为佛教之最大特点。由此，佛教虽然是建立于世尊的崇高之人格感化力与独特的思想立场基础之上的，但是对于当时的新旧思想，都曾经以或抑或扬的态度互相观察，在比较的基础之上，心平气和地抉择取舍。佛教最初虽为诸教派之主，但逐渐已远超他派，在社会各界中，其势力与影响与日俱增。尤其是在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阿育王(前268年即位，前226年辞世)统治时期，竭尽全力致力于佛教的传道，使佛教不仅在印度全境，而且在国外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佛教走出地域之一隅，真正开始了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历史。随着佛教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拓展与延伸等外在因素的变化，佛法内容上，虽然始终保持佛法的真髓，但是因为与时代精神相策应的需要，每经历一个时代文化思潮的洗礼，佛教在其教义、教规、教理的阐述和具体实施中，也有所变化、变通，自觉而又不失分寸地与时代、民族、地域及社会风俗时尚相适应。其结果，不仅使佛教在势力与影响方面遍布于亚细亚全境，而且在教理方面，真到公元五、六世纪，佛教还在继续趋于完善和精密，并且吸收全印度思想的精粹(当然吸收时代之弊端的也有)，由此成为教理精致、体系完整的宗教，为在历史上最终成为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驾齐驱的世界性宗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佛教起源于印度文化思潮，是印度文化思潮中的一个支流。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比起印度其他文化思潮，都带有殊胜的意义，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由于印度国民的气质，以及佛教自身过于扩大了其传教及渗入社会各领域的范围，不免使佛教陷于难以收拾的境地。结果，佛教自公元八世纪开始在印度本土逐渐失去了势力。十二世纪后，由于阿拉伯亚历山大帝国的入侵，加上佛教内部教义的变质，教务管理上的弊端丛生，致使佛教在印度消亡。这不仅是佛教的不幸，而且对印度文化与印度社会，都是一件可悲的事。因为佛教的发展，是由于平等精神与慈悲博爱心所致，对于印度社会带来了团结、祥和的景象，而在佛教消亡之后，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再一次兴盛，这无疑给印度社会带来了国民精神与人格的大分裂。当然，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并且通过中国，在东南亚一带兴旺了。佛教在印度也还是有所保留的，即在雪山地区（现已划归于尼泊尔、不丹、锡金三国）与锡兰岛（以后也独立出去了）分别保留了大、小乘佛教。在近代，印度社会也在其本土酝酿着佛教复兴的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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