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会怀疑生命个体对环境有适应性。这种适应是生命生存和延续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也是生命物种进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认为生命个体的适应可简单分为消极的本能适应和积极的、智能的有意识适应。从低等生物和植物到有大脑的动物的适应方式可以看出适应有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层次。人类适应方式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高级心理－生理适应方面，即情感和有意识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这种适应的结果通常是获得性的。

    对适应性进化的解释主要有两种，分别基于拉马克学说和达尔文学说。前者认为后天获得的适应性可以遗传，这就是说获得性适应可以改变个体的生殖遗传基因；后者认为获得性适应不能改变个体的生殖遗传基因，但它在一个群体中具有遗传优势，不适应或适应较差的个体特征由于生存能力和遗传上的劣势而在后代中逐步退化或消失。我们可以看出拉马克主义的解释是很直观的，但却要在遗传基因水平上的获得证据。而达尔文主义对物种适应性进化的解释似乎是针对群体中个体之间作用的结果，似乎所有适应性进化都可归结到自然(性)选择之中。这种选择的结果是再直观不过的了，即使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也能明白，没有分子遗传学的证据也不会有谁会怀疑它。由于早期达尔文学说无法很好地解释许多生命进化的具体特征，所以很多人仍然乐于接受拉马克的学说。

    现代分子遗传学理论和实验的产生和发展似乎完全否定了拉马克的学说，为了圆满达尔文的学说对其进行了新的补充和解释，建立了现代达尔文主义。

    生命个体在对环境适应过程中会使自身局部的姿势、动作等物理状态和化学成分发生变化或称为生理变化，即刺激－反应过程。如果同一过程重复多次，生命个体的这种变化就会发生适应性固化。例如动物经常跑动腿部肌肉就会发达。鹿群没有天敌时体质会弱化，如果它们周围有狼，鹿群的体质会明显提高。经常吸烟者的身体存在对尼古丁的适应，经常饮酒者的身体会产生更强的分解酒精能力。

    另外一种适应是心理－生理适应，谁都不会否认心理作用会影响生理状态。例如人第一次和对象约会时心会跳动得很利害。人的所有情感都是心理－生理适应和动态平衡的产物。我认为这种适应过程的反复多次也同样会在生理水平上被固化。例如鸟经常受到恐吓会变得敏感(体内某些化学成分发生变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变得爱打官腔，脾气变大(体内某些激素水平变化)。还有条件反射现象。

    我的结论是：任何生命个体对环境适应的固化在本质上都是自身生化(包括局部的)平衡的移动。注意：所谓固化是一种获得性的相对稳定状态，并不是永久性的。

    我相信人们不难接受这个结论。由此，我会问一个问题：一个生命个体向下遗传的基因(区别由父母赋予的基因)是否与个体本身的生理状态有关？或者说动物体内制造精子或卵子过程中，DNA的形成是否与“环境”有关？如果人们认为某些药物会影响遗传基因的形成(不仅影响受精过程和怀孕过程)，那为什么不能承认获得性适应固化产生的体内生化变化会影响遗传基因的形成呢？而且这个影响时间是比较长的和稳定的。我设想，为避免有害变异，供生殖遗传的DNA密码“制造机”通常是“记录”身体较稳定的状态。否定我的这个观点除非证明药物不会影响个体生殖遗传基因的形成过程。事物的变化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生命个体的适应性不仅是自身生理上的，它也应该包括自身遗传方面的适应性变化。否则的话，生命就不是完美的，难道一个生命连自己的生殖遗传基因都不能有一点点“优化”吗？我们无法理解生命个体的生存需要对环境适应，而它的生殖遗传基因不需要对“环境”适应。难道生命个体的遗传基因对后代的“责任”只限于自然(性)选择吗？